婦人的天職

堺利彥把家務勞動從女性天職改寫為制度安排，讓技術和共同育兒成為重新分配權力的問題。 如果守門犬的「天職」總被主人定義為看門，那麼婦人的天職又是誰定義的？堺利彥的短文用這種帶有諷刺的類比，拆開一套看似讚美女性、實則要求她們接受固定工作的語言。文章發表於1907年1月1日《世界婦人》創刊號，以福田英子為對話對象。

工作為何被說成命運

文章把守門、農作等職責與家務並置，指出被統治者的工作常被解釋為天生適合，以滿足安排者的需要。丈夫如果喜歡做飯，並不因此失去男性身分；這類反例讓「女人做這件事」與「只有女人能做這件事」的區別顯現出來。

自來水、共同廚房和機器也進入論證。某項工作一旦可以通過基礎設施或集體安排改變，就很難繼續說它必須永遠屬於某一性別。解放在這裡涉及勞動的組織方式，而不只是要求丈夫更體貼。

省力以後，誰承擔剩下的工作

文本提出男性參與和共同育兒，但仍保留把生育、哺育與女性天性相連的時代觀念。讓其他女性分擔，也未必等於擺脫性別分工。技術節約時間後，勞動可能被重新分配，也可能只是對婦女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這篇早期社會主義文章的鋒利處是追問誰從「天職」獲益，其不足則是尚未充分拆開生理經驗、照顧技能與社會義務。不能把它當成適用於所有身體和家庭形式的當代說明書。

與《反對家務勞動的工資》對讀，可以比較不同年代如何挑戰無償勞動的自然化；國際勞工組織第156號公約則把家庭責任帶入就業與公共設施。兩條路徑共同要求：改變分工時，不只計算家務做得更快，還要看誰真正獲得了時間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