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妖婆：中年女性的妖魔化

四十歲以上的女性有什麼特質,能夠激怒——幾乎所有人?在過去幾年中,隨著身份政治的盛行,中年女性發現自己被談論和書寫為道德低劣的存在:她們是偏執、特權和自私的代表,應該被忽視、被同情或被辱罵。在《老妖婆》中,維多利亞·史密斯探問為什麼這些女性會遭受如此積極的蔑視。每一章節採用不同的主題——照護勞動、美麗、暴力、政治組織、性——並將其與中年女性的信念、身體、歷史和選擇聯繫起來。史密斯追溯她所描述的態度在歷史中的演變,並探索為何這種特定類型的厭女症在當下如此盛行。其結果是一本引人入勝、富有洞察力、機智且恰逢其時的著作。

維多利亞·史密斯,筆名Glosswitch,是一位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和評論員,擁有德國文學博士學位,對浪漫主義和黑暗童話特別感興趣。她創辦了廣受歡迎的女性主義通訊“The OK Karen”,專注於中年女性的女性主義經驗。她的文章定期出現在《批評家》雜誌上,探討女性議題、育兒和心理健康,同時也為《新政治家》《獨立報》《UnHerd》等媒體撰稿。她的第一部著作《老妖婆》入圍2023年Nero圖書獎,第二部著作《不友善》(Unkind)探討“善良”話語如何鞏固性別歧視,於2025年2月出版。史密斯住在切爾滕納姆,她的推特賬號@glosswitch以尖銳的女性主義評論而聞名。

“老妖婆”(Hag)這個詞本身就是一種詛咒和歷史的見證。在中世紀和早期現代歐洲,年長女性,尤其是那些獨立、有主見、掌握傳統知識(如助產術、草藥醫學)的女性,經常被指控為女巫而遭受迫害。“老妖婆”是父權制對拒絕順從的老年女性的汙名化標籤——她們不再年輕美麗,不再有生育價值,因此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失去了“用處”,成為可以被嘲笑、恐懼和消滅的對象。史密斯重新佔有這個侮辱性詞彙,將其作為分析當代厭女症的透鏡,揭示中年女性面臨的特殊形式的壓迫不是新現象,而是古老模式的現代重演。

史密斯的核心論點是:在當代身份政治和進步話語中,中年女性,尤其是白人中產階級中年女性,被建構為萬惡之源——她們是“凱倫”(Karen),是種族主義的化身;她們是“TERF”(跨性別排斥激進女性主義者),是跨性別權利的最大障礙;她們是“白人女性主義者”,是交叉性女性主義的敵人;她們是既得利益者,是阻礙進步的反動力量。這種妖魔化並非來自保守派或明顯的厭女者,而是來自自稱進步的、左翼的、甚至女性主義的群體。這使得它更加隱蔽、更難反駁,也更具傷害性。

在關於照護勞動的章節中,史密斯分析了一個殘酷的矛盾:中年女性往往是家庭和社會照護體系的支柱——她們照顧孩子、照顧年邁的父母、照顧生病的配偶、在護理和教育等低薪照護職業中占主導地位——但她們的這些勞動被視為理所當然,她們本身卻被認為缺乏同理心和關懷能力。“凱倫”的刻板形象正是這種矛盾的體現:一箇中年白人女性,被描繪為自私、苛刻、要求過高,總是在“投訴經理”。但史密斯指出,這個汙名化的形象掩蓋了現實:許多所謂的“凱倫”行為——比如為孩子爭取權利、對糟糕的服務提出抱怨、在公共空間維護自己的安全——實際上是女性試圖在結構性不平等中為自己和他人爭取基本尊重的努力。

更陰險的是,對“凱倫”的嘲笑讓女性的合理關切變得不可表達。如果一個女性抱怨性騷擾、種族歧視或任何不公正,她可能被貼上“凱倫”的標籤,從而使她的抱怨失去合法性。這種機制特別有效地讓中年女性噤聲,因為她們已經在文化中被邊緣化,缺乏年輕女性的“可取性”所賦予的某種社會資本,也缺乏老年女性的“無害祖母”身份所提供的某種豁免。中年女性處於可見性的最低點,她們的聲音最容易被忽視,她們的關切最容易被嘲笑。

在關於美麗的章節中,史密斯探討了中年女性與衰老身體的複雜關係。在一個將女性價值與年輕和美麗等同的文化中,衰老對女性來說是一種存在性危機。皺紋、白髮、體重增加、皮膚鬆弛——這些自然的衰老跡象在女性身上被視為失敗,需要被隱藏、修正或羞愧。美容產業、整形外科、“抗衰老”產業,都建立在女性對衰老的恐懼之上。中年女性面臨不可能的選擇:如果她們試圖保持年輕外表(染髮、化妝、整容),她們被嘲笑為虛榮、絕望、“老當益壯”;如果她們接受自然衰老,她們被認為“放棄自己”,不再值得被看見或被慾望。

但史密斯指出,這不僅僅是關於個人選擇或自尊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對女性衰老的恐懼和厭惡深深嵌入父權資本主義中。女性的價值與她們的性吸引力和生育能力緊密相連;一旦這些被認為消失了,女性就變得“無用”。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年女性的可見性如此之低——她們不再適合被凝視的對象,因此可以被文化上“消失”。同時,這種不可見性又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一種壓迫(被忽視、被邊緣化),也可能是一種解放(從男性凝視的暴政中解脫,不再需要取悅)。史密斯承認這種矛盾,但拒絕將其浪漫化——不可見性不應該是女性必須“享受”的東西,而是需要被挑戰的不公正。

關於暴力的章節是全書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之一。史密斯記錄了針對中年女性的特殊形式的暴力和威脅,尤其是在網絡上。當中年女性,特別是那些敢於表達女性主義觀點的女性,在社交媒體上發聲時,她們面臨大量的仇恨、威脅和騷擾。這些攻擊經常帶有性別和年齡的雙重維度:她們被稱為“醜陋的老母狗”“過期的婦女”“應該被強姦的老太婆”。攻擊者,包括一些自稱進步或女性主義的人,似乎認為中年女性不配得到基本的尊重或安全,她們的觀點可以被暴力地消音,她們的身體可以被想象性地侵犯而不會引起道德反感。

更糟糕的是,當這些女性報告她們受到的虐待時,她們經常不被認真對待。警方、平臺、甚至一些女性主義團體,可能會忽視或淡化針對中年女性的威脅,將其視為“網絡爭吵”而非真正的暴力威脅。這部分是因為中年女性的生命和安全在文化價值等級中排名很低,部分是因為如果這些女性表達了不受歡迎的觀點(比如對性別認同政治的質疑),她們被認為“活該”受到攻擊。史密斯尖銳地指出,這種對某些女性暴力的容忍和正當化,揭示了進步政治中深層的厭女症——如果你不是“正確類型”的女性,你的安全就不重要。

在關於政治組織的章節中,史密斯分析了中年女性在女性主義運動和左翼政治中的邊緣化。雖然中年女性往往是草根組織的骨幹——她們有時間、經驗、技能和網絡——但她們的貢獻經常被忽視或貶低。在許多進步空間中,存在一種對年輕、多元、“酷”的崇拜,而中年女性,尤其是白人中產階級中年女性,被視為過時、保守、阻礙創新。她們可能被允許做無償的組織工作,但不被允許領導,不被允許代表運動的“面孔”。

史密斯還探討了交叉性理論在實踐中如何有時被用來邊緣化某些女性。雖然交叉性作為分析工具是重要和必要的,承認不同形式的壓迫相互交織,但在某些語境中,它被簡化為一種壓迫等級,其中擁有某些身份(白人、中產階級、順性別、異性戀)的人被自動視為壓迫者,而非可能的盟友或共同受壓迫者。中年白人女性在這個等級中處於尷尬位置:作為女性,她們受到性別壓迫;但作為(可能的)白人、中產階級、順性別者,她們被視為擁有特權。這種複雜性經常被簡化為:她們的特權超過了她們的壓迫,因此她們的女性主義關切不重要,甚至是可疑的。

史密斯並不否認特權的存在或交叉性分析的重要性,但她質疑這種分析如何被武器化來讓某些女性噤聲。她指出,中年女性,即使是白人和中產階級的,也仍然生活在父權制下,仍然面臨性別歧視、性暴力的威脅、經濟不平等(性別工資差距隨年齡增加而擴大)、照護負擔。將她們簡單地歸類為“特權者”而忽視她們的具體壓迫經驗,是一種簡化和不公正。更重要的是,這種做法分裂了女性,阻止了基於共同經驗的團結。

關於性的章節可能是最具爭議的,因為史密斯在這裡直接觸及跨性別辯論。她記錄了一些中年女性,尤其是那些質疑自我認同理論(即“任何認同為女性的人就是女性”)的女性,如何被貼上“TERF”標籤並受到攻擊。史密斯本人在這些問題上持所謂的“性別批判”立場——她認為生理性別是重要的物質現實,女性作為一個基於生理性別的類別有特定的權利和需要。這一立場在當代進步政治中極具爭議,經常導致嚴厲的譴責和去平臺化。

史密斯的論點是,無論人們對跨性別議題的立場如何,中年女性因為表達對這些議題的關切而受到的特殊仇恨和暴力,本身就是一種厭女症的表現。她注意到,當中年女性談論基於性別的權利(如單性別空間、女子體育)時,她們被描繪為偏執、仇恨、“過時的老太婆”,而年輕女性或男性表達類似觀點時,反應往往不那麼極端。這表明,對這些女性的攻擊不僅僅是關於她們的觀點,也是關於誰被允許擁有觀點——中年女性,作為文化中最不受重視的群體之一,被認為無權參與這些辯論。

史密斯特別關注“TERF”這個標籤如何被使用。雖然它最初指“跨性別排斥激進女性主義者”,但在實踐中,它已經成為一個廣泛的汙名化標籤,可以被貼在任何質疑跨性別運動某些方面的女性身上,無論她們的實際觀點如何細緻或她們是否真的是“激進女性主義者”。更重要的是,被貼上這個標籤的女性經常成為暴力威脅和社會排斥的目標,她們的觀點被認為不值得辯論,她們本人被認為不配人性對待。史密斯認為,這種去人性化與歷史上對“老妖婆”的妖魔化有直接的連續性——某些女性被建構為邪惡的、危險的,因此可以被攻擊而不會引起道德關切。

史密斯並不要求讀者同意她在跨性別議題上的所有立場,但她要求我們認識到,針對持這些立場的中年女性的特殊仇恨,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需要被理解為厭女症和年齡歧視的交叉。她也指出,許多被攻擊的女性——包括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有性暴力經歷的倖存者、長期致力於女性權利的活動家——有她們自己的脆弱性和邊緣化經驗,簡單地將她們描繪為“特權壓迫者”是對她們生活現實的扭曲。

全書貫穿的一個重要主題是代際衝突在女性主義中的表現。史密斯觀察到,許多對中年女性的攻擊來自年輕一代,尤其是年輕女性主義者。這部分反映了自然的代際緊張——年輕人總是需要與前輩的觀念區分,建立自己的身份。但史密斯認為,在女性主義中,這種緊張被特殊地武器化。年輕女性主義者有時將上一代女性主義者描繪為過時、保守、“做錯了”,需要被超越甚至被拋棄。這種態度部分是對父權制的一種扭曲的反映——就像父權制教導我們,年長女性沒有價值,年輕女性主義者有時內化了這種價值觀,將自己的“新”和“進步”與上一代的“舊”和“反動”對立起來。

但史密斯指出,這種對抗是自我毀滅的。女性主義運動需要代際連續性和知識傳承。上一代女性主義者的經驗和見解——即使我們不同意她們的所有結論——是寶貴的資源。將她們簡單地作為“壞榜樣”來否定,不僅是不公正的,也剝奪了運動的歷史記憶和戰略智慧。更重要的是,當年輕女性主義者今天嘲笑和攻擊中年女性主義者時,她們正在為自己的未來設置陷阱——因為她們自己也會變老,也會成為被下一代視為“過時”和“反動”的對象。厭女症的一個狡猾之處在於,它讓女性相互對抗,而不是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壓迫。

史密斯的寫作風格是這本書的一大優勢。她既有學者的嚴謹和深度,又有活動家的激情和緊迫感,還有評論員的機智和諷刺。她能夠將複雜的理論概念與具體的日常經驗聯繫起來,使得書籍既有智識深度又有情感共鳴。她不迴避困難或爭議性的話題,但她的處理方式是細緻和公正的,即使在表達強烈觀點時也承認複雜性和歧義。她的幽默不是輕浮的,而是一種應對荒謬和痛苦的策略——當現實太令人沮喪時,嘲笑它可能是保持理智的方式。

這本書的及時性不容忽視。在2020年代初,許多西方國家經歷了激烈的“文化戰爭”,其中女性主義內部的分歧——尤其是圍繞跨性別權利、性工作、代孕等議題——變得極度兩極化。中年女性,尤其是那些被視為“性別批判”的女性,成為特別的攻擊目標。同時,社交媒體的動態加劇了這種衝突,使得細緻的辯論被簡化為標籤和謾罵,讓持不同觀點的人被妖魔化而非被理解。史密斯的書是對這種動態的一種干預,試圖恢復細緻性、同理心和歷史意識。

《老妖婆》入圍2023年Nero圖書獎,這一認可反映了書籍的文學和智識質量,以及它觸及的議題的重要性。Nero圖書獎專注於“擴展小說邊界”的作品,雖然《老妖婆》是非虛構作品,但它以創新的方式融合了個人敘事、社會評論、歷史分析和理論思考,確實推動了非虛構寫作的邊界。

對中國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個理解西方女性主義當前辯論的窗口,同時也有普遍的相關性。雖然具體的政治和文化語境不同,但對中年女性的貶低和邊緣化是跨文化的現象。在中國,“剩女”話語對未婚女性的汙名化,“大媽”作為一個貶義詞對中年女性的嘲諷,對女性衰老的焦慮和恐懼,都反映了類似的厭女症和年齡歧視。史密斯的分析框架——將對中年女性的蔑視理解為父權制、資本主義和年齡歧視的交叉——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些現象。

同時,這本書也提醒我們注意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動態和排斥機制。在任何運動中,都存在誰的聲音被聽到、誰的關切被優先考慮、誰被視為“真正的”成員的問題。史密斯呼籲我們保持警惕,避免重現我們試圖對抗的壓迫模式。她提醒我們,女性主義應該是包容的、代際的、基於共同經驗和團結的,而不是排斥的、等級化的、基於誰“更正確”或“更進步”的。

最終,《老妖婆》是一本關於尊重和可見性的書。史密斯為中年女性——這個在文化中最容易被忽視、被嘲笑、被妖魔化的群體之一——要求基本的尊重和承認。她拒絕接受中年女性應該優雅地退出公共生活,停止有觀點,停止佔據空間。她堅持中年女性的經驗、知識和關切是有價值的,值得被聽到和認真對待。她重新佔有“老妖婆”這個侮辱性標籤,將其轉變為力量和反抗的象徵——如果說出真相、拒絕順從、堅持自己的邊界會讓她成為“老妖婆”,那麼她自豪地接受這個身份。

這本書是對所有中年女性的一種聲援,告訴她們:你們的憤怒是正當的,你們的聲音是重要的,你們不應該因為年齡而被噤聲或被邊緣化。它也是對年輕女性和所有女性主義者的一個警告:如果我們允許某些女性因為年齡而被妖魔化,我們就在加強父權制的邏輯;如果我們不能建立跨代的團結,我們的運動就會被削弱。最後,它是對所有人的一個提醒:厭女症有許多形式,包括那些披著進步外衣的形式,我們需要持續警惕,識別和對抗它,無論它在哪裡出現。

維多利亞·史密斯以勇氣、智慧和尖銳的機智寫下了這部作品,為當代女性主義辯論提供了一個關鍵的聲音。《老妖婆》是任何關心女性權利、社會正義、代際關係或僅僅是人類尊嚴的人的必讀之作。它既是控訴也是邀請——控訴對中年女性的系統性貶低,邀請我們想象一個所有年齡的女性都被尊重和重視的世界。在一個試圖讓某些女性消失的文化中,這本書是一個有力的宣言:我們在這裡,我們不會沉默,我們拒絕被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