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需要警察：廢除的理由

《不再需要警察》誕生於2020年美國反警察暴力起義之後，卻把視野拉回更長的黑人女性主義與廢除運動史。瑪麗亞姆·卡巴和安德烈婭·J·里奇提出三個相連的判斷：警察無法阻止多數暴力，常見改革無法改變警務的核心功能，而更有效的安全實踐已在許多社群被試驗。書名不是對複雜現實的輕率回答，而是把舉證責任倒轉：當一個獲得巨額預算、合法使用暴力的制度一再無法兌現安全時，應由維護它的人說明為何仍把它視為唯一現實。

作者首先拆解警務製造「犯罪事實」的方式。警方把人員集中到被稱為「熱點」的黑人、原住民和貧困社群，當地便產生更多盤查、逮捕和統計，再被用來證明需要更多警力；富裕地區的傷害則較少被刑事化。警務也不只穿制服出現。學校保全、醫院警衛、邊境與移民執法、對無家可歸者的驅趕，以及以「兒童保護」為名的家庭管制，都可能成為「柔性警務」，把住房、健康、學習和照護問題重新分類為服從與風險問題。

本書堅持從倖存者出發，因為「警察會保護受害者」是廢除討論中最有力也最須檢驗的假設。許多家庭暴力與性暴力從未報案；求助者可能遭遇不被相信、被逮捕、失去子女、移民後果或對伴侶和社群的種族化報復。卡巴與里奇既不淡化親密關係及社群內部的傷害，也不假定社群天然公正。她們追問的是，反暴力運動為何把資源押在同樣會實施性暴力、種族暴力與致命強制的機構上，而不是擴大倖存者可選擇的住房、收入、醫療與支持路徑。

對改革的批判是全書最具爭議也最精確的部分。多元招募、偏見訓練、隨身攝影機、社區警務或新問責程序，若保留警察的規模、武裝、職權與正當性，就可能吸收批評並使制度更耐久。作者區分這類「改革主義改革」與削減警務權力的非改革主義要求：停止擴編與新建、解除武裝、取消某些執法任務、終止資訊共享和移民合作、把資金轉出警察預算。判斷標準不是措施聽來溫和或激進，而是最終擴大還是縮小了警務的範圍、資源與權威。

「撤資」因而不是一句孤立的預算口號，而是「撤資、退出、投資」的連貫策略。書中所說的豐裕思維，要求把用於監視和懲罰的數十億美元投入住房、醫療、障礙照護、托育與養老、可靠收入、有尊嚴的工作、教育和公共空間。這些不是等待暴力消失後才提供的社會福利，而是預防暴力的基礎設施。廢除的目標也不是建立一支功能完全相同的替代警察，而是拆分警察壟斷的任務，盡量消除無需武裝強制的問題，並發展由受影響者主導的危機回應與轉化性正義。

卡巴與里奇沒有提供一張可由政府照抄的終局藍圖。全書以起義、地方撤資運動、互助、反暴力項目和社群實驗為材料，強調「試驗並建設」：從具體情境出發，評估失敗，擴大有效實踐，同時不讓臨時方案變成新的強制機構。這個過程充滿「技巧與張力」——資金可能名義轉移後又回流警務，非警察危機服務可能逐漸取得監視職能，社群問責也可能被不平等關係破壞。廢除主義的現實性正是在於公開這些矛盾，而非假裝一種設計能處理所有傷害。

本書的美國語境、鮮明運動立場和手冊形式也構成邊界。它有力證明現有警務製造傷害並匯集替代實踐，卻無法為每種緊急暴力提供經同等規模驗證的回應協議；在槍枝環境、公共福利與國家能力不同的地方，策略必須重做。最困難的問題——當事人意見衝突、持續高風險加害者如何被限制、照護勞動由誰長期承擔——沒有快捷答案。讀者既不應因此否定廢除，也不應把「社群」當作不需資源、專業與問責的魔法詞。

閱讀時可依目錄追蹤「警察不能阻止暴力—我們是倖存者—改革／柔性警務—如何走向無警察未來—試驗與建設」的論證節奏，尤其留意作者如何把批判與組織策略並置。隨後可讀《我們這樣做，直到我們自由》和《超越生存》，深入轉化性正義實踐；再與《不再隱形》核對警務暴力的性別化證據。對 FemRes 而言，本書最重要的不是替讀者宣布立場，而是提供可檢驗的問題：改革有沒有減少警察權力？資源有沒有真正流向生活？替代實踐是否由最受影響的人共同設計，並允許在公開問責中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