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女性的复合歧视实态调查

要求证据的机构若从未收集相关资料，举证本身便可能成为另一道门槛。臼井久实子在2016年11月的文章中，介绍日本DPI女性障碍者网络对障碍女性生活困难的调查。行动者一再被问到数字，官方障碍统计却很少按性别呈现。她们一边要求改善公共统计，一边自行组织研究。表格的空白不意味着伤害不存在，却参与决定了什么人的经验能够成为政策问题。

谁来调查，谁被统计？

2011年的调查结合开放式问卷与访谈，收集日本各地87位障碍女性的叙述。访谈者前往医院等生活场所，也访问有智能障碍的女性；访谈和分析都由障碍女性亲自进行。这一选择很重要：仅有问卷，可能排除难以书写回答的人。改变与参与者见面的方式，会改变什么能够进入记录，不只是增加数据量。

另一路研究检视全部47个都道府县的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与家庭暴力防止基本计划。生活叙述和制度意图回答不同问题。计划可以写到障碍女性，却没有她们实际能使用的服务。臼井也指出反向缺口：障碍政策可能没有辨认性别不平等。将两套领域放在一起，才能看见掉在分类之间的人，而不是想当然地把两种服务相加，便认为支持已经足够。

这是一项为了呈现遭忽视问题而收集经验的调查，不是估计全国发生率的概率抽样。文章的百分比属于这些回答者和具体问题，不能推出日本所有障碍女性遭遇暴力的比例。这一限制不让叙述失去政治意义：一种保护失败即使不是人口中最常见的经验，也可能需要行动。

支持必须容得下拒绝

文章把性伤害与日常权威连接起来。上司、机构人员、协助者与亲属，可能处在让人难以拒绝或申诉的位置。贫困和难以获得经济独立，又强化这些关系。问题因此超出一个人有没有学会坚定表达：反对之后，协助、住处或工作会发生什么，本来就是她能否提出反对的条件。

违背本人意愿的男性如厕或洗浴协助，是特别具体的例子。接受必要支持不取消隐私，也不取消一个人对亲密身体接触的意愿。认识到这一问题，不等于所有男性协助者都危险，更不等于撤走协助就带来自由。关键是能否改变支持如何提供，而不因此失去支持。以提供者方便为中心的照护，可能让接受者几乎没有决定权。

臼井还讨论怀孕障碍女性承受的压力，以及性教育预设没有纳入她们的问题。这些关切阻止保护变成另一项放弃性与生育选择的要求。她把调查与行动、政策文字的改变联系起来；这是参与行动者的影响叙述，不是独立估计一项调查造成多大效果，也不是对当今日本法律的介绍。

Mia Mingus的可达性亲密从关系层面提出相近问题：需求能否不受羞辱或惩罚地表达？《数据女性主义》则追问谁定义类别，谁承担让忽视变得可辨认的劳动。配读可以区分被统计、取得服务和决定服务条件的权力。可见性的重要之处，是能否改变支持的条件，而不只是要求已经被排除的人再提交一次遭遇。

法国Suzanne Scott的障碍与虐待研究提出另一种调查张力：要求本人私下回答，有助于避免他人控制陈述，却也可能排除无法独立作答的人。与臼井的当事人访谈比较，问题不是哪一种资料自动更真实，而是保密、沟通支持和自行定义伤害能否同时实现。两项研究的样本与所问经历不同，不能用比例互相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