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私刑

当“保护女性”成为剥夺他人权利的理由，首先应当问谁在定义危险。艾达·B.威尔斯的《美国的私刑》发表于1900年1月。她拒绝把私刑描述为偶然失控的愤怒，而将其放在种族权力、公共舆论和制度纵容共同运作的关系中。

被保护的人，与被取消的程序

文章反驳私刑总是为了惩罚性侵犯的辩解。指控在没有宣誓证词、审判、辩护和上诉机会的情况下，被直接转换为惩罚的许可。女性安全在这里不是被认真调查的问题，而是让暴力无需接受证据检验的道德语言。威尔斯要求国家承认这是自身的政治失败，不能只归咎于少数暴徒。

她也把美国对外的道德自信与国内的暴力相对照。当公众谴责其他国家的司法丑闻，却容忍本国未经审判的杀戮时，爱国主义便成了逃避责任的工具。文章的调查性姿态在于追问具体指控、行动者与制度后果，不接受“大家都知道”的传闻作为证据。

不必在反种族主义与反性暴力之间选边

揭露种族化的强奸指控，不等于否认性暴力，也不意味着真实受害者必须为群体名誉沉默。更有用的问题是：谁的证词被听见，谁被当作天然罪犯，谁被排除在保护之外？原文自己的文明等级词汇也应受到审视，不能把它当成衡量不同社会的有效尺度。

与克伦肖的交叉性研究并读，可以看见种族与性别政治如何同时遗漏某些女性；CEDAW第35号建议则将讨论推进到国家预防、调查及救济责任。两者都提醒我们，保护的名义不应免除权力接受质询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