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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年代相爱

奇卡纳女性主义 · 书页

在战争年代相爱

原书名Loving in the War Years

作者谢丽·莫拉加

切丽·莫拉加以奇卡纳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散文与诗歌,剖析家庭、种族化劳动、欲望、语言与政治联盟。本页细读以1983年原版为中心,并非对2023年扩编本全部篇章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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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导读

所列为Haymarket于2023年出版的增订版,将原作与《The Last Generation: Poetry and Prose》合编,并加入作者的新导言。

切丽·莫拉加的《在战争年代相爱》并不是一部从受伤顺畅走向自我接纳的回忆录。散文与诗歌从不同角度反复回到母亲的劳动、家庭空间、天主教记忆、肤色带来的通行便利与女同性恋欲望,让政治理解在修正和矛盾中逐渐成形。书名中的“战争”并非指向单一事件,而是生活在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语言与文化归属彼此交织的斗争之中。在这里,爱既不是逃离冲突的出口,也不证明冲突已经解决;它是与所爱之人及其历史保持关系、同时仍可能批判他们的一种艰难实践。

《La Güera》最清楚地展示了这种写作方法。莫拉加从自己与母亲之间的不对称写起:她受过良好教育、肤色较浅;母亲童年时就被迫离开学校下田劳动,后来又在工厂和家中做计件工作。年轻的莫拉加替母亲填写求职申请、开支票,场景既呈现了代际照料,也显露出母亲被制度剥夺读写机会后,日常生活如何需要女儿代为应对。女儿的教育并非简单的贫困逆袭;这份流动性同时建立在那位讲述故事、承担劳动的母亲身上。

文章进一步拆解了这份继承。莫拉加写到,家庭接近白人的外貌有时能换来有条件的保护;与此同时,家中没有把西班牙语传给她,阶级区分也被用来与更贫困的墨西哥裔群体拉开距离。浅肤色和教育给了她较深肤色的亲属所没有的选择,却也让她误把同化当成安全,并学会否认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她称自己为 la güera,并不是把“白”视为一个非有即无的固定身份,而是把它审视为一种可以动用的特权、渗入家庭生活的价值,以及使她与所爱之人疏离的力量。文章的力量来自拒绝无辜者姿态,也拒绝轻易救赎:看见特权并不会使特权消失;宣称属于奇卡纳社群,也不会抹平这种归属本身如何被不平等地塑造。

莫拉加把女同性恋身份写成与母亲的性别化、种族化和阶级处境建立联系的一个入口,却没有宣称两人的受压迫经历完全相同。她将出柜写成认识自身沉默机制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认识,更认真地回应自己并未亲历的压迫。她坚持区分具体经验:团结不能靠比较谁受伤更重、把不同伤害压成一个普遍故事,或用理论绕开情感劳动来建立。人必须看见特权与从属关系如何在自己身上运作。但共情不能代替现实中的责任。文章追问:一旦建立了这种联系,一个人愿意承担什么代价去改变?当改变令人不适时,运动还愿不愿意维持关系?

《A Long Line of Vendidas》把讨论转向家庭记忆与奇卡诺政治文化。书中关于女孩被要求伺候兄弟及男性来客的回忆,说明性别等级并非只靠明文教条维持,也在日常家务劳动中被学会。莫拉加把这种期待与母亲自己的经历并置,追问哪些安排可以继承、拒绝或暂时延续,哪些又以尊敬先辈女性为名继续发生。她没有把故事简化成“解放的女儿”对抗“传统的母亲”:母亲的愿望、温情、韧性与所受限制都仍然可见,但不平等也不会因此被消音。

随后,莫拉加探讨女性因性或政治选择而被指为 vendida——叛徒、出卖者——的机制。她重新诠释 Malinche/La Chingada 的故事,指出这个强有力的政治神话如何让女性替殖民暴力与文化失落承担罪责。这是莫拉加对历史继承的女性主义、且有其具体立场的解读,并非中立或穷尽性的墨西哥史叙述。她批判的是:民族主义叙事一面要求女性效忠,一面限制她们的行动能力;奇卡纳女同性恋者拒绝异性恋性别角色时,也可能被说成背叛文化。不过,白人女性主义并不是毫无问题的避难所:它自身的种族与阶级排斥,同样可能要求有色人种女性把自己翻译成他人听得懂的语言。

形式本身也参与论证。全书在散文、记忆、诗歌,以及英语与西班牙语的言说之间移动,而不把经验装进单一的学术语域。《La Güera》中,厨房里女性交谈的声音和手势让莫拉加意识到,教育曾使她轻视什么;身体、声音与家庭故事因此成为知识的来源,而不是为既定理论点缀的例证。这种形式并不会自动让语言变得包容或透明。它要求读者留意:谁总被要求翻译?谁的言说会被视为知识?当运动坚持只有一种正确的政治词汇时,又有什么经验会被丢失?

因此,书中的联盟观既不是和谐,也不是身份清单。它要求说清不平等的位置,审视受压迫者如何也可能参与压迫,并在分歧中继续面对彼此,而不假装差异已经消失。莫拉加对奇卡诺父权制以及白人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的批评,合在一起读时最有力量:任何社群和运动,都不会因为使用解放话语就免于批判。她提出的要求比“纳入”更艰难——改变那些再生产排斥的习惯、忠诚关系与照料分配。

今天的读者可以珍视这部作品,而不必把其中每一种论述都视为不可批评。它的论点有鲜明的历史位置,关于身份和政治归属的思考邀请读者讨论,而不是要求读者服从。这份张力正是它仍有用的原因:它把女性主义思想示范为一种负责且未完成的工作。可与格洛丽亚·安萨尔杜瓦的《边界地带》并读,讨论语言、边界身份与文化混杂;也可与莫拉加和安萨尔杜瓦共同编选的《这座桥叫我的背》并读,将她的第一人称介入放回更广阔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交流之中。这些作品彼此照亮,却不能替代莫拉加独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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