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麻烦共处

唐娜·J. 哈拉维的《与麻烦共处：在奇鲁纪建立亲属关系》追问：当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受损的地球上，怎样才能与其他生命共同生存、共同死亡，而不把希望寄托于技术万能论、回归纯洁自然的幻想，或“为时已晚”的宿命论？“奇鲁纪”（Chthulucene）不是一个已经确立的地质年代，也不是洛夫克拉夫特笔下怪物的纪元；哈拉维借这个不安分的词，描绘人类与非人存在交织而具体的尘世关系。“共创”（sympoiesis，即与他者共同生成）则反对把个体想象成自足、封闭的单位。身体、物种、技术与世界都在关系中形成，但关系从来不平等；彼此依存并不等于和谐共生。

这一区分构成全书的女性主义力量。“建立亲属关系”不是把生物家庭无限扩张，也不是宣称女性天生更接近自然，而是在血缘之外建立有后果的联结，同时追问谁掌握权力、谁承担照护劳动、谁又被视为可牺牲者。在短章“建立亲属关系”中，哈拉维把“建立亲属，而非生育更多婴儿”（Make Kin Not Babies）放回女性主义者争取性与生殖自由的脉络，并明确反对以种族、阶级或国家权力强加人口控制。这个口号要动摇的是“亲属关系必然沿着人类血缘家谱延续”的预设，不是要求人们不生育，更不是贬低任何人的生育选择。脱离反种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脉络时，它确实可能被误读为强制性的人口方案——而那恰是哈拉维拒斥的政治。

书中的例子不断证明，所谓“关系”必须放回具体历史中检验。“与伴侣物种玩线绳游戏”从城市鸽子谈到迁徙、驯化、监控、种族与动物生命价值的差序。哈拉维讨论的 PigeonBlog 是艺术与科学合作项目：鸽子背负污染传感器，项目并未声称要取代专业空气监测；动物是否被工具化、数据由谁取得，以及监控技术可能被谁挪用，都属于这场合作无法抹去的张力。她写到墨尔本鸽舍时，也拒绝把更温和的动物管理说成对 Wurundjeri 原住民土地遭剥夺的补偿。另一个例子是“钩织珊瑚礁”：女性手工艺、数学图样、海洋科学和气候议题在公共空间相遇，作品能培养注意力、连结与讨论，却不能单凭艺术实践修复珊瑚生态。

哈拉维将女性主义科学研究、演化生物学、艺术、原住民与社区行动，以及科幻写作并置，而非把它们熔成一套无差别的“万物相连”。“浸没于尿液”一章从年迈爱犬 Cayenne 使用己烯雌酚（DES）写起，追踪这种药物如何连到胎内暴露于 DES 的女性、提供 Premarin 原料的怀孕母马、牲畜促生长、制药市场、兽医照护与女性健康运动。她并非主张所有参与者负有相同责任，也不把亲密照护描绘成无辜的善举；她展示的是，一项日常治疗选择可能嵌入被遮蔽的医药与工业历史。哈拉维反过来追问自己曾从中受益、却未曾知晓什么，使“回应能力／回应责任”成为追索关联、承认责任差异并采取行动的练习，而不是止于内疚的道德要求。本章是历史与理论讨论，不是医疗建议。

结尾的“卡米尔故事”把论证转化为推测性叙事：跨越五代的卡米尔社群尝试与帝王蝶结为共生关系，同时修复被资源开采破坏的栖地与迁徙通道。哈拉维并未把这个未来当作政策蓝图或预测，而是借它试问：若人类的繁衍、教育、迁徙与照护被理解为和其他生命的未来相互牵连，亲属关系还能如何组织？这并不是没有冲突的乌托邦：共生与非共生的孩子之间出现歧见，社群遭遇层级化和近似种姓的冲突，作者也邀请读者改写甚至反驳故事。更关键的转折是它转向马萨瓦女性对于森林与水的斗争：如果生态行动仍沿用殖民者的分类方式，卡米尔早期的环保实践仍然不够；真正的协作必须面对原住民主权与地方历史，而不能把原住民知识当作西方生态方案的装饰或背书。

本书的形式本身也在实践它的主张。“SF”在不同章节中可以指科学事实、科幻、推测女性主义、推测性虚构或线绳游戏；讲故事并不是逃离物质现实，而是练习注意、关系与可能行动的方法。哈拉维借读厄休拉·勒古恩的“提袋小说”反拨孤胆英雄征服世界的叙事；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的《播种者寓言》系列则将生存与变化放进流离、暴力塑造的未来中思考。这种写法奖励缓慢、联想式的阅读，但密集的典故与词语游戏也可能让论证线索变得难追；推测性社群无法代替对制度、资源再分配和运动策略的具体分析。读者还应留意哈拉维自己承认的风险：跨文化、跨物种的思考若不对所涉及的人群与地方负责，也可能重复挪用。

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替气候危机提供一套普遍答案，而在于提出一种要求很高的女性主义方法：追踪支撑生活的关系，辨认不均等的责任分配，既拒绝救世幻想，也不向绝望投降。若与原住民的土地与水资源运动、环境正义实践、生殖正义写作和气候科学并读，它能把问题推进一步：哪些具体的劳动、权力、照护与知识安排，正在使某些世界变得不可居住？什么样的集体回应才可能改变它们？

正文为综合阐释，不是原文翻译。 杜克大学出版社书目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