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正义书籍

Jessica Hernandez 结合 Maya Ch’orti’ 与 Binnizá 家族记忆、环境科学和案例研究，批判生态殖民，并以原住民科学重想土地治理。

Max Liboiron 以塑料污染研究为例，说明环境科学也可能默认土地可被占用，并提出反殖民的研究伦理。Max Liboiron 从一个比书名隐喻更精确的定义出发：殖民主义是仍在发生的土地关系，它默认定居、采掘、研究或弃置废物者有权进入原住民土地；当外部行动者未经同意，便占用土地与身体吸收伤害的能力时，污染就在落实这种关系。

Kate Crawford 沿矿物、能源、隐形劳动、训练数据、分类与国家监控绘制 AI 的物质地图，揭示所谓智能背后的抽取和权力集中。《人工智能地图集》拒绝从算法或“机器能否思考”开始讨论 AI。Kate Crawford 把视线拉到更大的地理尺度：矿山、物流、数据中心、仓库、众包平台、训练数据集、警察机构与军事系统。

这部气候文集集合女性科学家、政策实践者、诗人和组织者的声音，把气候行动写成领导力、哀悼和集体想象的问题。2020 年出版的《我们所能拯救的一切》由海洋生物学家 Ayana Elizabeth Johnson 与气候战略研究者 Katharine K. Wilkinson 主编，汇集六十位女性气候工作者的文章、诗歌与艺术。

Harriet A. Washington 研究环境种族主义如何通过铅、污染、毒物暴露和政策忽视伤害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社群。她将注意力从基因转向被种族主义结构化的环境，说明认知伤害是不平等的住房、劳动与基础设施政策的政治结果。

Dina Gilio-Whitaker 以条约、土地掠夺、食物与水、圣地保护和 Standing Rock 为线索，重建以原住民主权为核心的环境正义。

Kathryn Yusoff 批判 Anthropocene 叙事抹去奴役、采掘和种族化地质暴力，使气候时代的“人类”显得过于抽象。Kathryn Yusoff 这本短小而艰深的著作，介入的是“人类世”的起源叙事 - - 那个把人类活动视为行星级地质力量的新纪元概念。

Mary Robinson 以乌干达农民、密西西比社区组织者和太平洋岛国居民的故事，把气候危机重新界定为性别、贫困、迁移、劳动与人权问题。《气候正义》的出发点不是气候模型，而是一个分配问题：造成危机最多的人，往往拥有最强的保护能力；排放最少的人，却最先失去农作、住房、水源、土地和迁徙选择。

Donna Haraway 提出 making kin 和 Chthulucene，要求读者在生态灾难中学习与非人生命共同承担现实，而不是逃往救赎叙事。

Vandana Shiva 将民主扩展到土地、种子、水与共同体，批判企业全球化如何把维持生命的共有资源变成可占有的商品。《地球民主》首先重新追问“谁算政治共同体的一员”。

Vandana Shiva 把工业农业、化石燃料依赖和气候危机连接起来，强调小农、种子多样性和食物主权的生态政治。《土壤，而非石油》从一个常被气候政策切割处理的“三重危机”出发：气候变化、能源枯竭与食物不安全并不是彼此独立的难题，而是同一种工业发展模式的后果。

Anna Tsing 通过松茸供应链研究资本主义废墟中的生存、合作和非线性生态关系。Anna Lowenhaupt Tsing 追踪来自受干扰森林的松茸，穿过采摘者、买家、出口商和日本礼品市场，询问在被资本主义破坏的景观中生命如何继续。

Naomi Klein 认为气候危机不是单一环境议题，而是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化石资本和殖民式采掘的全面挑战。娜奥米·克莱因的《这一切都将改变》认为，气候崩溃不仅仅是众多政策问题中的一个，而是对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的文明挑战。

Vandana Shiva 把土地、水、森林、种子和粮食战争放在同一张地图上，主张以生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转向。万达纳·希瓦（Vandana Shiva）的《与地球和平相处》将生态危机组织为一系列围绕土地、水、气候、森林、食物和种子而相互关联的战争。

Val Plumwood 解剖西方哲学的支配型二元论，说明人／自然、理性／身体与男／女之分如何把依赖关系改写成控制的正当性。《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支配》试图解决生态女性主义内部一个长期难题：如果女性在西方文化中被归入“自然”，女性主义应当拒绝这种关联，还是重新肯定它？

这部早期选集记录 ecofeminism 如何在生态运动、女性主义和女性灵性之间成形，也暴露出该传统后来需要被交叉性修正的张力。Irene Diamond 与 Gloria Feman Orenstein 主编的《重织世界》记录生态女性主义成形的关键时刻：女性主义、生态、和平、反核、动物权利和女性灵性运动正在寻找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