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正義書籍

Jessica Hernandez 結合 Maya Ch’orti’ 與 Binnizá 家族記憶、環境科學和案例研究，批判生態殖民，並以原住民科學重想土地治理。

Max Liboiron 以塑膠污染研究為例，說明環境科學也可能預設土地可被占用，並提出反殖民的研究倫理。Max Liboiron 從一個比書名隱喻更精確的定義出發：殖民主義是仍在發生的土地關係，它預設定居、採掘、研究或棄置廢物者有權進入原住民土地；當外部行動者未經同意，便占用土地與身體吸收傷害的能力時，污染就在落實這種關係。

Kate Crawford 沿礦物、能源、隱形勞動、訓練資料、分類與國家監控繪製 AI 的物質地圖，揭示所謂智慧背後的抽取和權力集中。《人工智慧地圖集》拒絕從演算法或「機器能否思考」開始討論 AI。Kate Crawford 把視線拉到更大的地理尺度：礦場、物流、資料中心、倉庫、群眾外包平台、訓練資料集、警察與軍事系統。

這部氣候文集集合女性科學家、政策實踐者、詩人和組織者的聲音，把氣候行動寫成領導力、哀悼和集體想像的問題。2020 年出版的《我們所能拯救的一切》由海洋生物學家 Ayana Elizabeth Johnson 與氣候策略研究者 Katharine K. Wilkinson 主編，匯集六十位女性氣候工作者的文章、詩歌與藝術。

Harriet A. Washington 研究環境種族主義如何透過鉛、污染、毒物暴露和政策忽視傷害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社群。她將注意力從基因轉向由種族主義結構化的環境，說明認知損害是不平等的住房、勞動與基礎設施政策的政治結果。

Dina Gilio-Whitaker 以條約、土地掠奪、食物與水、聖地保護和 Standing Rock 為線索，重建以原住民主權為核心的環境正義。

Kathryn Yusoff 批判 Anthropocene 敘事抹去奴役、採掘和種族化地質暴力，使氣候時代的「人類」顯得過於抽象。Kathryn Yusoff 這本短小而艱深的著作，介入的是「人類世」的起源敘事 - - 那個把人類活動視為行星級地質力量的新紀元概念。

Mary Robinson 以烏干達農民、密西西比社區組織者和太平洋島國居民的故事，把氣候危機重新界定為性別、貧困、遷移、勞動與人權問題。《氣候正義》的出發點不是氣候模型，而是一個分配問題：造成危機最多的人，往往擁有最強的保護能力；排放最少的人，卻最先失去農作、住房、水源、土地和遷徙選擇。

Donna Haraway 提出 making kin 和 Chthulucene，要求讀者在生態災難中學習與非人生命共同承擔現實，而不是逃往救贖敘事。

Vandana Shiva 將民主擴展到土地、種子、水與共同體，批判企業全球化如何把維持生命的共有資源變成可占有的商品。《地球民主》首先重新追問「誰算政治共同體的一員」。

Vandana Shiva 把工業農業、化石燃料依賴和氣候危機連接起來，強調小農、種子多樣性和食物主權的生態政治。《土壤，而非石油》從一組常被氣候政策分開處理的「三重危機」出發：氣候變遷、能源不安全與食物不安全，其實是同一種工業發展模式的後果。

Anna Tsing 透過松茸供應鏈研究資本主義廢墟中的生存、合作和非線性生態關係。Anna Lowenhaupt Tsing 追蹤來自受干擾森林的松茸，穿過採摘者、買家、出口商和日本禮品市場，詢問在被資本主義破壞的景觀中生命如何繼續。

Naomi Klein 認為氣候危機不是單一環境議題，而是對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化石資本和殖民式採掘的全面挑戰。娜奧米·克萊恩的《這一切都在改變》中主張，氣候崩壞並不是眾多政策問題中的一個，而是對放任資本主義的文明性挑戰。

Vandana Shiva 把土地、水、森林、種子和糧食戰爭放在同一張地圖上，主張以生命為中心的政治經濟轉向。萬達納·希瓦（Vandana Shiva）的《與地球和平相處》將生態危機組織為一系列圍繞土地、水、氣候、森林、食物和種子而相互關聯的戰爭。

Val Plumwood 解剖西方哲學的支配型二元論，說明人／自然、理性／身體與男／女之分如何把依賴關係改寫成控制的正當性。《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支配》試圖解決生態女性主義內部一個長期難題：如果女性在西方文化中被歸入「自然」，女性主義應當拒絕這種關聯，還是重新肯定它？

這部早期選集記錄 ecofeminism 如何在生態運動、女性主義和女性靈性之間成形，也暴露出該傳統後來需要被交叉性修正的張力。Irene Diamond 與 Gloria Feman Orenstein 主編的《重織世界》記錄生態女性主義成形的關鍵時刻：女性主義、生態、和平、反核、動物權利和女性靈性運動正在尋找共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