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女性北京宣言

在女性取得平等機會的同時，她所屬的民族失去土地與自主權，這還能算作充分的解放嗎？《原住民族女性北京宣言》由參加懷柔非政府組織論壇的原住民族女性於1995年9月7日通過並簽署。它既介入國際女性議程，也要求原住民族內部的制度承認女性的政治地位；它不是政府間通過的《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

從被納入議程，到參與定義問題

宣言沒有否認教育、健康、同工同酬與參與決策的重要性，而是質疑這些目標所依賴的發展架構。如果貧困被理解為缺乏市場機會，土地剝奪、外債、資源開採與殖民關係就可能退到背景。原住民族女性於是只被當作需要加入既有制度的一類弱勢人口，而不是能夠質疑制度方向的政治主體。

第10—16段對當時《行動綱領》草案的批評，體現了這個差別。改善損害的措施與改變造成損害的結構並不相同。宣言以集體聲音提出分析，不是證明每一個經濟、醫療或暴力現象都有同一原因的統計調查；其中有關1990年代計畫與國際機構的判斷，應按其歷史脈絡理解。

土地與知識不是外圍議題

第22—28段把領土決定權，與雙語及跨文化教育、適切的健康服務和反對強制生育控制聯繫起來。這些訴求使女性權利不只停留在個人進入學校或醫院的機會，也涉及由誰決定知識、語言和服務的形態。

第38—43段對集體知識、生命專利和遺傳材料的關注，則把研究對象的位置倒轉過來：共同體不是隨時可供採集的資料來源。誰能取走資源，誰決定其用途，誰從知識中受益，都屬於權力問題。對這份歷史宣言的分析不等於提供今天的專利、研究倫理或醫療法律解釋。

維護共同體，也能改變共同體

第36段特別值得與領土訴求一起讀：它要求承認有助於女性暴力受害者的習慣法和司法制度，同時廢除歧視女性的法律、習俗與傳統。因此，文化權利並不在這裡自動成為內部支配的擋箭牌。女性既要求反對外部掠奪，也要求有能力評估、改變自己的制度。

第44—47段將這一點推進到政治參與和組織資源。平等參與既針對現代國家制度，也針對原住民族的社會政治結構；與非原住民族女性組織的團結，需要共同發言的空間和實際資源，而不是由別人代為表達。

集體修辭仍需保留差異

宣言以大地母親及女性與大地的聯繫開篇。這樣的語言能夠組織反對掠奪的關係倫理，也留下一個閱讀問題：當女性被賦予守護土地與文化的身分時，她們是否還能拒絕某些照護義務，或者以不同方式生活？這是對政治修辭的進一步追問，不是宣言已經完成的經驗結論，也不能據此把多樣的原住民族世界觀歸成一種自然女性觀。

FIMI的保存與介紹將它放在原住民族女性國際組織的歷史中。Cabnal關於身體與土地的文章可繼續追問文化內部的父權與身體自主；The Red Nation的酷兒原住民族女性主義資源則開啟性別、性與親屬關係的另一條討論。它們屬於不同時地的政治表達，不應互相冒充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