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女性北京宣言

在女性获得平等机会的同时，她所属的民族失去土地与自主权，这还能算作充分的解放吗？《原住民族女性北京宣言》由参加怀柔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原住民族女性于1995年9月7日通过并签署。它既介入国际女性议程，也要求原住民族内部的制度承认女性的政治地位；它不是政府间通过的《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

从被纳入议程，到参与定义问题

宣言没有否认教育、健康、同工同酬与参与决策的重要性，而是质疑这些目标所依赖的发展框架。如果贫困被理解为缺乏市场机会，土地剥夺、外债、资源开采与殖民关系就可能退到背景。原住民族女性于是只被当作需要加入既有制度的一类弱势人口，而不是能够质疑制度方向的政治主体。

第10—16段对当时《行动纲领》草案的批评，体现了这个差别。改善损害的措施与改变造成损害的结构并不相同。宣言以集体声音提出分析，不是证明每一个经济、医疗或暴力现象都有同一原因的统计调查；其中有关1990年代项目与国际机构的判断，应按其历史语境理解。

土地与知识不是外围议题

第22—28段把领土决定权，与双语及跨文化教育、适切的健康服务和反对强制生育控制联系起来。这些诉求使女性权利不只停留在个人进入学校或医院的机会，也涉及由谁决定知识、语言和服务的形态。

第38—43段对集体知识、生命专利和遗传材料的关注，则把研究对象的位置倒转过来：共同体不是随时可供采集的资料来源。谁能取走资源，谁决定其用途，谁从知识中受益，都属于权力问题。对这份历史宣言的分析不等于提供今天的专利、研究伦理或医疗法律解释。

维护共同体，也能改变共同体

第36段特别值得与领土诉求一起读：它要求承认有助于女性暴力受害者的习惯法和司法制度，同时废除歧视女性的法律、习俗与传统。因此，文化权利并不在这里自动成为内部支配的挡箭牌。女性既要求反对外部掠夺，也要求有能力评价、改变自己的制度。

第44—47段将这一点推进到政治参与和组织资源。平等参与既针对现代国家制度，也针对原住民族的社会政治结构；与非原住民族女性组织的团结，需要共同发言的空间和实际资源，而不是由别人代为表达。

集体修辞仍需保留差异

宣言以大地母亲及女性与大地的联系开篇。这样的语言能够组织反对掠夺的关系伦理，也留下一个阅读问题：当女性被赋予守护土地与文化的身份时，她们是否还能拒绝某些照护义务，或者以不同方式生活？这是对政治修辞的进一步追问，不是宣言已经完成的经验结论，也不能据此把多样的原住民族世界观归成一种自然女性观。

FIMI的保存与介绍将它放在原住民族女性国际组织的历史中。Cabnal关于身体与土地的文章可继续追问文化内部的父权与身体自主；The Red Nation的酷儿原住民族女性主义资源则开启性别、性与亲属关系的另一条讨论。它们属于不同时地的政治表达，不应互相冒充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