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私刑

當「保護女性」成為剝奪他人權利的理由，首先應當問誰在定義危險。艾達·B.威爾斯的《美國的私刑》發表於1900年1月。她拒絕把私刑描述為偶然失控的憤怒，而將其放在種族權力、公共輿論和制度縱容共同運作的關係中。

被保護的人，與被取消的程序

文章反駁私刑總是為了懲罰性侵犯的辯解。指控在沒有宣誓證詞、審判、辯護和上訴機會的情況下，被直接轉換為懲罰的許可。女性安全在這裡不是被認真調查的問題，而是讓暴力無需接受證據檢驗的道德語言。威爾斯要求國家承認這是自身的政治失敗，不能只歸咎於少數暴徒。

她也把美國對外的道德自信與國內的暴力相對照。當公眾譴責其他國家的司法醜聞，卻容忍本國未經審判的殺戮時，愛國主義便成了逃避責任的工具。文章的調查性姿態在於追問具體指控、行動者與制度後果，不接受「大家都知道」的傳聞作為證據。

不必在反種族主義與反性暴力之間選邊

揭露種族化的強姦指控，不等於否認性暴力，也不意味著真實受害者必須為群體名譽沉默。更有用的問題是：誰的證詞被聽見，誰被當作天然罪犯，誰被排除在保護之外？原文自己的文明等級詞彙也應受到審視，不能把它當成衡量不同社會的有效尺度。

與克倫肖的交叉性研究並讀，可以看見種族與性別政治如何同時遺漏某些女性；CEDAW第35號建議則將討論推進到國家預防、調查及救濟責任。兩者都提醒我們，保護的名義不應免除權力接受質詢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