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鶴子東大入學典禮致詞：菁英擇優如何掩蓋性別歧視

平成31年（2019年）4月12日，上野千鶴子以認定NPO法人「女性行動網絡」（Women’s Action Network，WAN）理事長的身分，在東京大學大學部入學典禮上發表來賓致詞（《平成31年度東京大学学部入学式 祝辞》）。台下是剛通過激烈選拔的新生，致詞一開頭就檢驗他們最不會懷疑的前提：選拔是公正的。這篇四千餘字的講話，把入學考試、校園社交與教職結構放進同一個問題——一個以分數自證公平的機構，如何在分數之外分配機會。

統計如何起訴「公平考試」

起點是前一年曝光的東京醫科大學入學考試舞弊：該校對女生與重考生差別對待。文部科學省隨後對全國81所醫科大學與醫學部進行全面調查，男生錄取率平均是女生的約1.2倍；東京醫大為1.29，最高的順天堂大學達1.67，排在前段的還有昭和大學、日本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等私立大學；低於1.0、也就是女生較容易考進的，多為鳥取、島根、德島、弘前等地方國立大學的醫學部。文部科學省負責人曾評論「沒有其他男生占優勢的學院科系，理工和文科多是女生占優勢」。上野據此指出，醫學部超過1需要某種說明，不能用「男生成績比較好」帶過。

上野強調，統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思考要以它為基礎。這組數字的解釋力在分布，而不在平均值。致詞點名的只有東京醫大；醫學部整體1.2倍的倍率差，在上野那裡是一個「需要說明」的統計訊號，她並沒有斷言各校都在操弄分數。事實上，文部科學省2018年12月的最終報告已認定另有9所大學入學考試「不適切」，其中包括倍率最高的順天堂。高倍率集中在私立、低倍率集中在地方國立，這個對照至少提示：差距與各校的錄取裁量和偏好相連，而被查出的舞弊只是其中浮上檯面的部分。致詞把東大理科三類的1.03留給台下：低於平均，卻仍高於1.0，「這個數字該怎麼解讀」？它的分量正在於不夠刺眼——一個自認比平均好的機構，往往最容易放過的就是這種微小而穩定的偏差。

她接著把考場之前的篩選也算進來，稱各種數據證明女生的偏差值（標準分數）高於男生：女生為了避免重考，傾向預留安全空間、選擇較穩妥的志願；東大入學者女性比例長期突破不了「兩成之牆」，當年更跌到18.1%，而偏差值的常態分布並無性別差異，因此意味著報考東大的女生比男生更優秀；四年制大學升學率本身也有落差（2016年學校基本調查：男生55.6%，女生48.2%），她說這不是成績差距，而是認為「兒子讀到大學、女兒讀到短期大學就好」的父母的性別歧視（上野語）。她以馬拉拉·尤沙夫賽訪日為引子，借用社會學的 cooling out（志向的冷卻）一詞，命名「反正是女孩子」「終究是女孩」式的潑冷水；馬拉拉父親「不折斷女兒的翅膀」一語，被她用來說明許多女兒的翅膀早已被折斷。

「可愛」與高成就女性

第二個錨點在入學之後的日常。在與其他大學的聯誼（合コン）上，東大男生很受歡迎；上野轉述東大女生們的經驗：被問到讀哪所學校時，她們會含糊地答「東京……的大學……」，因為說出「東大」會讓對方退縮。上野的解釋是「錯位」（ねじれ）：男性的價值與成績好壞一致，女性的價值與成績之間卻存在錯位。女孩從小被期待「可愛」（かわいい），而被愛、被選擇、被保護這種價值，暗含著絕不威脅對方的保證，於是好成績和東大身分都成了需要藏起來的東西。這一段的分量，在於把歧視從錄取機制挪進親密關係與自我呈現：沒有哪條校規要求女生自貶，規訓由她們自己執行。

入學之後的環境同樣是證據。東大工學院與研究所的5名男學生集體性侵一名私立大學女學生（3人退學、2人停學）；作家姬野薰子據此寫成小說《她頭腦不好》（彼女は頭が悪いから），書名據稱取自加害者在警方偵訊中說的原話，校內曾以此為題舉辦研討會。上野說，讀這部小說就能明白社會怎樣看待東大男生。她又提到，至今仍有實質上不讓東大女生加入、只接納他校女生的男子社團——她半世紀前讀書時就有同樣的社團；2019年3月，東大以負責性別平等的理事兼副校長名義發出警告，指出排斥女生違反《東京大學憲章》的平等理念。她由此總結：此前的學校是「表面平等」的社會，進大學時隱蔽的性別歧視已經開始，出社會後更加露骨，東大也是其中一例。

數字為這個判斷畫出了形狀。大學部女生約兩成，碩士班升至約25%、博士班達30.7%，進入學術教職後卻急轉直下：助理教授18.2%、副教授11.6%、教授僅7.8%——上野指出這低於當時國會議員的女性比例；15位學院院長、研究所所長中只有1位女性，歷任校長沒有女性。曲線並非逐級收縮，斷點落在博士到教職的聘任環節。上野沒有展開這一層，但數字本身指向它：問題不在女性「讀不下去」，而在學術聘任篩選誰能留下。

串起來看，機制就清楚了。當「考試公平」成為菁英自我正當化的語言，東京醫大的分數操弄與醫學部整體的倍率差、考場之前的志向冷卻、校園裡對「具威脅性的聰明女性」的排斥，都可以被分別歸為個別醜聞、家庭選擇或個人品味，而不被看作同一套性別秩序。中小學的偏差值競爭確實不分男女，正是這種表面中立，為大學門檻處與門檻之後的隱蔽歧視提供了掩護：人人用分數說話，報考策略、家庭投入與「可愛」規範卻早已完成分流。

張力：用擇優證明歧視

致詞後半轉向知識與倫理。上野回顧，女性學（後來稱性別研究）誕生於大學之外，再進入大學；四分之一世紀前她到任時，是文學院第三位女性教員，推動她的是「永不饜足的好奇心與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她把女性學稱為學術界的「新創事業」（venture），與環境學、資訊學、障礙學一樣，因時代變化的需要而興起。她隨即申明，東大是向變化與多樣性開放的大學，聘用她、讓她站上這個講台就是證明，並舉出在日韓國人教授姜尚中、只有高中學歷的教授安藤忠雄、盲聾雙重障礙的教授福島智。她提醒新生，他們是被選拔進來的，據稱國家每年為每名東大生負擔約500萬日圓；隨後又拆解「努力就有回報」的信念：能這樣相信，靠的是一路鼓勵、拉拔與肯定他們的環境，而不是努力本身。她請他們把優越的環境與能力用來幫助而非貶低處境不利的人，並劃定女性主義的意義：它不是女人也想像男人那樣行事、弱者想變成強者的思想，而是要求弱者作為弱者被尊重。最後，她把大學的價值定為習得「生產知識的知識」，即後設知識；多樣性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新價值產生於異文化相互摩擦之處。

這條論證鏈的力量，在於把入學舞弊與醫學部倍率差、「可愛」規訓和教職斷層放進同一個問題：菁英擇優越堅持考試中立，就越容易把結構性的排除說成個人努力的差異。上野自己已經預先處理了受邀批評的悖論——她把東大聘用「我這樣的人」、讓她站上講台直接當作開放的證據，也直言東大同樣是性別歧視的一例。真正未解的張力在論證內部：她論證女生受歧視，依靠的是報考東大的女生比男生更優秀這個擇優推論，而這個推論由報考策略、兩成比例和常態分布假設拼接而成，沒有處理報考者的自我選擇問題；可是致詞後半又拆解「努力就有回報」，並把女性主義定義為「弱者作為弱者被尊重」。如果反歧視的理由是她們分數更高，那些分數不高、無法開始努力的女性，又該以什麼名義要求公平？

這個問題也通向上野的《厭女》。書中指出，父權制下女性的價值被化約為「被男性選中」的能力，而女性的自我厭惡是厭女的內化形式；致詞裡東大女生對校名的含糊其辭，正是這種「被選擇的價值」在日本最高學府的日常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