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女性主義 · 研究
去殖民化女性主義:挑戰定居殖民主義與異性父權制之間的連結
Decolonizing Feminism: Challenging Connections between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Heteropatriarchy
Arvin、Tuck 與 Morrill 揭示定居殖民如何重塑土地、親屬關係、性別與知識生產,也追問為何僅把原住民納入女性主義並不足夠。
摘要
文章連結定居殖民主義與異性父權制,要求女性主義學術重新審視原住民主權、知識、土地與未來,而不止於代表性納入。
研究導讀
Maile Arvin、Eve Tuck 與 Angie Morrill 在《去殖民化女性主義》中直接向性別與女性研究發問。文章刊於《Feminist Formations》第25卷第1期(2013年春季,第8—34頁),重點不只是要求既有女性主義經典「多收幾位原住民作者」,而是指出:定居殖民主義與異性父權制共同塑造了女性主義理解性別、政治與解放的框架。作者借助原住民女性主義理論,要求讀者把殖民主義視為仍持續運作的結構,而不是國家歷史中早已翻過的一頁。
文章區分了兩個相連概念。「異性父權制」指將異性戀與父權關係視為自然常態的社會秩序;「異性父權式家長主義」則指一種制度想像:以父親居中心、由父親領導的異性戀核心家庭,作為國家與社會機構的組織模型。將這些概念放回定居殖民主義中,性別治理便不再是殖民史以外的「女性議題」:占有土地、重組親屬關係、規範性與性別、管理生育,以及決定誰有權治理,彼此交織成同一政治工程。
作者以具體歷史說明這種交織如何發生。加拿大《1876年印第安法》透過婚姻與血統規則安排原住民身分、財產和土地權利的繼承,將男性置於承繼中心;文章指出,這與許多原住民社會的母系結構並不相同。美國與加拿大的寄宿學校則將兒童從家庭和社群帶走,試圖切斷世代之間原住民身分、政治傳統與文化實踐的傳遞,並把兒童塑造成符合西方性別規範的公民。這些例子不是泛泛的「殖民傷害」:它們顯示,國家對家庭、性別與親屬的管理,會改變一個民族延續關係、主張土地並自我治理的條件。
夏威夷的案例尤其呈現土地政策與生育壓力之間的連結。作者討論1920年的《夏威夷家園委員會法》:符合50%「血統比例」門檻的夏威夷原住民可向政府租用小塊家園土地,卻不因此取得更廣泛的土地權。國家以血統比例定義資格,可能使伴侶選擇與生育變成維持下一代行政比例的壓力;文章也記述夏威夷原住民女性因沒有按此邏輯「延續族群」而受到責備。作者並不是說原住民女性需要外來者拯救,而是在揭示殖民治理如何進入身體與親密關係。這是特定歷史與地域的案例,不能挪作所有原住民族群的通用模式。
第二項挑戰是拒絕抹除,但不把「納入」當成終點。課程增加原住民作者固然重要;問題在於,如果學科仍把定居國家的主權框架當作中立背景,把原住民理論安排成特別專題,那麼納入也可能吸收異議,卻不改變學科本身。作者因此要求女性與性別研究把原住民性和定居殖民主義放在核心,也要求其他研究領域檢視自己如何忽略性別化的殖民結構。她們刻意使用複數的「原住民女性主義理論」:這是由多種知識與政治實踐構成的理論領域,不是所有原住民女性都認同的身分標籤或單一學說。文章也承認,部分原住民女性與「女性主義」保持距離,正與主流女性主義被視為白人中心的歷史有關。
第三項挑戰關乎如何結盟:不能為了製造團結,就抹平土地、主權與社群歸屬的差異。作者提醒,原住民政治可能被外來者當作一時風潮,或在「幫助」名義下重演救世主關係。她們舉出波士頓傾茶事件中殖民者裝扮成莫霍克人的例子:挪用原住民身分,反而被用來講述定居者的獨立故事,並遮蔽真實的莫霍克主權。文章也討論2011年電視專題如何將松嶺保留地居民框定為貧困受害者,以及羅斯巴德學生如何回應這種單一敘述,強調他們同樣擁有知識、關係、希望與未來。挪用與憐憫看似相反,卻都可能把原住民壓縮成外部觀眾熟悉的形象。對作者而言,結盟應是長期參與結構改變,而非短暫關注或消費原住民文化。
第四項挑戰是承認原住民知識,而不將它抽取成新時代式的靈性裝飾,也不把它想像成未經歷史觸碰的古老遺產。談到土地,文章對照了定居殖民主義把土地視為財產和可開採價值的觀念,與原住民知識中土地作為關係、認知和責任來源的理解。作者借助夏威夷關於「土地/海洋」的論述,說明土地與海洋關係並非單純的經濟資產問題;但這不代表可以把不同社群概括成一種神祕的「親近自然」。真正的去殖民閱讀,是承認具體知識傳統具有歷史、理論和當代政治生命,而不是借來替自己的論點增添異國色彩。
從知識延伸到主權與未來,作者追問:解放是否只能以獲得定居國家的承認,或在既有國家內取得形式平等為終點?她們沒有否認民權抗爭在現實中可能至關重要,而是拒絕讓它成為唯一可想像的政治未來。文章也借原住民理論反思部分酷兒理論對「拒絕未來」的推崇:當原住民社群曾遭遇兒童強制遷移、生育控制,以及被描述成注定消失的歷史敘事時,「沒有未來」並不是每個群體都能以相同方式採取的解放姿態。這不是說所有原住民社群對性別、主權或未來有相同觀點,而是指出理論也有自身未被標明的前提。
第五項挑戰把問題帶回大學:課程、研究、機構關係和大學所在的土地,都需要被檢視。若只把寶嘉康蒂或薩卡加維亞講成美國女性主義遙遠的「先驅母親」,原住民女性便容易被固定在國家過去,彷彿不屬於現代政治與理論生產。作者主張把原住民女性主義研究與其他當代女性主義學術並置,並追問學術機構自身與當地原住民社群的關係。她們明確不提供一份普遍適用的機構改革清單;這些關係需要在具體地點中調查,而不是由外來者替社群規定答案。
這篇文章的力量,在於讓女性主義理論對土地、主權與原住民未來負責,而不是提供一套可複製的萬能公式。它主要面向定居殖民語境中的性別與女性研究,並以特定社群和歷史為例。閱讀時可以同時保留兩點:民權與性別平等可能不可或缺,但它們未必觸及土地和政治權力如何被組織。若想沿著不同路徑繼續,可與 Andrea Smith 的《美洲原住民女性主義、主權與社會變革》、The Red Nation 的《酷兒原住民女性主義》及《重申雙靈》對讀;這些是彼此獨立的延伸閱讀,並非同一立場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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