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女性主义 · 研究
去殖民化女性主义:挑战定居殖民主义与异性父权制之间的连接
Decolonizing Feminism: Challenging Connections between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Heteropatriarchy
Arvin、Tuck 与 Morrill 揭示定居殖民如何重塑土地、亲属关系、性别与知识生产,也追问为何仅仅把原住民纳入女性主义并不足够。
摘要
文章将定居殖民主义与异性父权制联系起来,要求女性主义学术重新审视原住民主权、知识、土地和未来,而不止于代表性纳入。
研究导读
Maile Arvin、Eve Tuck 与 Angie Morrill 在《去殖民化女性主义》中直接向性别与女性研究发问。文章发表于《Feminist Formations》第25卷第1期(2013年春季,第8—34页),核心并不是要求既有女性主义经典“多收几位原住民作者”,而是指出:定居殖民主义与异性父权制共同塑造了女性主义理解性别、政治和解放的框架。作者借助原住民女性主义理论,要求读者把殖民主义看成仍在运作的结构,而非国家历史里已经翻过的一页。
文章区分了两个彼此关联的概念。“异性父权制”指把异性恋与父权关系视作自然常态的社会秩序;“异性父权式家长主义”则进一步指一种制度想象:以父亲居中心、由父亲领导的异性恋核心家庭,作为国家与社会机构的组织模型。把这些概念放回定居殖民主义中,性别治理就不再是殖民史之外的“女性议题”:占有土地、重组亲属关系、规范性与性别、管理生育及决定谁有权治理,彼此交织成同一政治工程。
作者用具体历史说明这种交织如何发生。加拿大《1876年印第安法》通过婚姻与血统规则安排原住民身份、财产和土地权利的继承,把男性置于承继中心;文章指出,这与许多原住民社会的母系结构并不相同。美国与加拿大的寄宿学校则把儿童从家庭和社区带走,试图切断代际间原住民身份、政治传统与文化实践的传递,并把儿童塑造成符合西方性别规范的公民。这些例子不是泛泛的“殖民伤害”:它们显示,国家对家庭、性别和亲属的管理,会改变一个民族延续关系、主张土地并自我治理的条件。
夏威夷的案例把土地政策与生育压力之间的联系呈现得尤其清楚。作者讨论1920年的《夏威夷家园委员会法》:符合50%“血统比例”门槛的夏威夷原住民可向政府租用小块家园土地,却并非因此取得更广泛的土地权。国家以血统比例定义资格,可能把伴侣选择和生育变成维持下一代行政比例的压力;文章也记述夏威夷原住民女性因没有按这一逻辑“延续族群”而受到责备。作者并非在说原住民女性需要外来者拯救,而是在揭示殖民治理如何进入身体和亲密关系。这是特定历史与地域的案例,不能挪作所有原住民族群的通用模式。
第二项挑战是拒绝抹除,但不把“纳入”当作终点。课程增加原住民作者当然重要;问题在于,如果学科仍把定居国家的主权框架当成中立背景,把原住民理论安排成一个特别专题,那么纳入也可能吸收异议,却不改变学科本身。作者因此要求女性与性别研究把原住民性和定居殖民主义放在核心位置,也要求其他研究领域检视自己如何忽略性别化的殖民结构。她们刻意使用复数的“原住民女性主义理论”:这是一个由多种知识与政治实践构成的理论领域,不是所有原住民女性都认同的身份标签或单一学说。文章也承认,部分原住民女性与“女性主义”保持距离,正与主流女性主义被视为白人中心的历史有关。
第三项挑战关乎如何结盟:不能为了制造团结,就抹平土地、主权和社群归属的差异。作者提醒,原住民政治可能被外来者当作一阵时尚,或在“帮助”名义下重演救世主关系。她们举出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殖民者装扮成莫霍克人的例子:挪用原住民身份,反而被用来讲述定居者的独立故事,并遮蔽真实的莫霍克主权。文章也讨论2011年电视专题如何将松岭保留地居民框定为贫困受害者,以及罗斯巴德学生如何回应这种单一叙述,强调他们同样拥有知识、关系、希望与未来。挪用与怜悯看似相反,却都可能把原住民压缩成外部观众熟悉的形象。对作者而言,结盟应是长期参与结构改变,而不是短暂关注或消费原住民文化。
第四项挑战是承认原住民知识,而不把它抽取成新纪元式的灵性装饰,也不把它想象成未经历史触碰的古老遗产。谈到土地,文章对照了定居殖民主义把土地视为财产和可开采价值的观念,与原住民知识中土地作为关系、认知和责任来源的理解。作者借助夏威夷关于“土地/海洋”的论述,说明土地与海洋关系并非单纯的经济资产问题;但这不等于可以把不同社群概括成一种神秘的“亲近自然”。真正的去殖民阅读,是承认具体知识传统具有历史、理论和当代政治生命,而非借来替自己的论点增添异国色彩。
从知识继续走向主权与未来,作者追问:解放是否只能以获得定居国家的承认、或在现有国家内部取得形式平等为终点?她们没有否认民权斗争在现实中可能至关重要,而是拒绝让它成为唯一可想象的政治未来。文章还借原住民理论反思部分酷儿理论对“拒绝未来”的推崇:当原住民社群曾遭遇儿童强制迁移、生育控制,以及被描述成注定消失的历史叙事时,“没有未来”并不是每个群体都能以同一种方式采用的解放姿态。这不是说所有原住民社群对性别、主权或未来有相同观点,而是指出理论也有自己的未标记前提。
第五项挑战把问题带回大学:课程、研究、机构关系和大学所在的土地,都需要被审视。若只把波卡洪塔斯或萨卡加维亚讲成美国女性主义遥远的“先驱母亲”,原住民女性便容易被固定在国家过去,仿佛不属于现代政治与理论生产。作者主张把原住民女性主义研究与其他当代女性主义学术并置,并追问学术机构自身与当地原住民社群之间是什么关系。她们明确不提供一套普遍适用的机构整改清单;这些关系需要在具体地点中调查,而不是由外来者替社群规定答案。
这篇文章的力量,在于让女性主义理论对土地、主权和原住民未来负责,而不是提供一套可复制的万能公式。它主要面向定居殖民语境中的性别与女性研究,并以特定社群和历史为例。阅读时可以同时保留两点:民权与性别平等可能不可或缺,但它们未必触及土地和政治权力如何被组织。若想沿着不同路径继续,可与 Andrea Smith 的《美洲原住民女性主义、主权与社会变革》、The Red Nation 的《酷儿原住民女性主义》及《重申双灵》对读;这些是彼此独立的延伸阅读,并非同一立场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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