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性別

1987年，坎迪斯·韋斯特（Candace West）和唐·H·齊默爾曼（Don H. Zimmerman）在《性別與社會》期刊上發表了《做性別》（“Doing Gender”）一文，這篇論文徹底改變了學術界對性別的理解方式。作為社會學和性別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論文之一，它提出了性別不是靜態的屬性或角色，而是人們在日常互動中持續“做”出來的成就。這一理論框架不僅革新了性別研究的理論基礎，也深刻影響了對身份、權力和社會秩序的理解。

理論背景與問題意識

韋斯特和齊默爾曼寫作這篇論文的背景是1980年代性別研究面臨的理論困境。當時的性別研究主要有兩種取向：一種將性別視為個體的內在特質或屬性，另一種將性別理解為社會角色。但這兩種取向都無法充分解釋性別在日常生活中的複雜性和動態性。

作者們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理論框架來理解性別如何在微觀互動中被生產和再生產。他們借鑑了民族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的洞見，特別是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關於社會秩序如何通過日常實踐產生的理論，來重新思考性別問題。

核心概念區分：性、性別類別與性別

論文的一個關鍵貢獻是區分了三個經常被混淆的概念：

性（Sex）：基於社會同意的生物學標準對人類的分類，通常在出生時或出生前根據生殖器官進行判定。這是一種生物學分類，但其標準本身也是社會建構的。

性別類別（Sex Category）：基於在日常生活中展示和識別的性別成員資格的社會分類。人們通過服裝、舉止、聲音等可識別的特徵來宣稱和被歸入某個性別類別。重要的是，性別類別的歸屬並不總是與生物學的性一致。

性別（Gender）：在特定情境中管理行為的活動，這些活動根據對某個性別類別成員的規範性期待進行。性別不是人們“擁有”的東西，而是人們“做”的事情。

這種概念區分的重要性在於，它使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即使在生物學性別模糊或變化的情況下，人們仍然能夠成功地“做”性別，以及為什麼性別表現可以在不同情境中有所變化。

“做性別”的機制

韋斯特和齊默爾曼詳細闡述了“做性別”的具體機制：

問責性（Accountability）：人們的行為總是面臨被他人評價和解釋的可能性。在性別方面，人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會被按照性別規範來評判，因此會相應地調整自己的行為。這種問責性是無所不在的——無論人們是否有意識地“表演”性別，他們的行為都會被理解為性別化的。

互動成就（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性別不是獨白式的表演，而是互動的產物。它需要他人的認可、回應和共同參與。例如，男性的“紳士風度”需要女性的接受和回應才能成功實現。

情境性（Situational）：做性別總是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進行的。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做”性別。例如，一個女性在職場和家庭中可能展現不同的性別化行為。

常規化（Routinization）：雖然做性別需要持續的努力，但它通常被體驗為自然和不費力的。這是因為做性別的技能從小就被學習和內化，成為日常生活的常規部分。

案例分析：艾格尼絲的故事

論文詳細分析了加芬克爾研究的艾格尼絲（Agnes）案例。艾格尼絲是一位跨性別女性，她的經歷生動地展示了“做性別”的過程。艾格尼絲必須有意識地學習和實踐那些對於出生即被歸類為女性的人來說似乎“自然”的行為。

通過艾格尼絲的案例，作者們展示了：性別化行為的習得性質——艾格尼絲必須學習如何坐、如何走路、如何說話才能被認可為女性；性別的脆弱性——一個錯誤的姿勢或語調可能會破壞她的性別呈現；他人在性別建構中的作用——艾格尼絲的成功依賴於他人願意將她視為和對待為女性。

這個案例揭示了所有人都在“做”性別，只是大多數人因為從小的社會化而感覺不到這種“做”的努力。

權力與不平等的再生產

韋斯特和齊默爾曼強調，做性別不僅僅是中性的社會過程，它也是權力關係和不平等的再生產機制。通過日常的性別化互動，男性支配和女性從屬的社會秩序被不斷地重新確立。

例如，在對話中的打斷模式研究中，他們發現男性更頻繁地打斷女性，而女性傾向於讓步。這些微觀的互動模式累積起來，強化了更大規模的性別不平等。即使在看似平等的情境中，性別化的互動模式也會重新建立等級制度。

做性別因此成為“做差異”和“做支配”的過程。它不僅標記了差異，還賦予這些差異以價值和意義，通常是以維持現有權力結構的方式。

理論貢獻與影響

《做性別》的理論貢獻是多方面的：

超越本質主義：論文有效地挑戰了性別本質主義，展示了性別如何是社會建構而非生物決定的。但它避免了簡單的社會決定論，承認了身體和生物學在性別建構中的作用。

微觀-宏觀聯繫：論文建立了微觀互動與宏觀社會結構之間的聯繫，展示了日常互動如何維持和改變更大的社會秩序。

能動性與結構：雖然強調了性別的建構性，論文也承認了結構性約束的存在。人們在“做”性別時既有創造性，又受到規範性期待的限制。

跨學科影響：這一理論框架影響了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傳播學等多個學科，成為理解身份和社會類別的重要工具。

批評與發展

《做性別》也面臨一些批評和挑戰：

一些批評者認為，論文過分強調了性別的表演性方面，可能忽視了物質和身體的現實。另一些人指出，論文主要關注二元性別體系，對非二元性別經驗關注不足。

還有批評認為，“做性別”框架可能暗示人們可以隨意選擇不“做”性別，這低估了性別規範的強制性。韋斯特和齊默爾曼在2009年的後續文章中回應了這些批評，強調了性別問責制的不可避免性。

後續發展：“做差異”

1995年，韋斯特與莎拉·芬斯特梅克（Sarah Fenstermaker）將“做性別”的概念擴展為“做差異”（Doing Difference），納入了種族和階級的分析。他們認為，性別、種族和階級是同時被“做”出來的，它們在互動中相互構成。

這一擴展回應了交叉性理論的挑戰，展示了不同的社會類別如何在日常實踐中被同時生產。但這一擴展也引發了新的爭論，特別是關於不同形式的差異是否可以用相同的理論框架來理解。

當代相關性

三十多年後，《做性別》的理論框架仍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在#MeToo運動、跨性別權利運動、性別流動性討論日益增多的今天，理解性別作為持續的社會成就而非固定屬性變得更加重要。

這一理論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改變性別不平等如此困難——因為它嵌入在日常互動的最細微層面；跨性別者的經歷如何揭示了所有人都在“做”性別的事實；數字時代中性別如何在新的平臺和媒介中被“做”出來；性別規範的變化如何通過日常實踐的改變而發生。

方法論創新

《做性別》在方法論上也具有重要意義。它展示瞭如何將民族方法學的微觀分析與性別研究的批判視角結合起來。這種方法強調對日常互動的細緻觀察，關注人們如何在實踐中產生和維持社會秩序。

這種方法論取向影響了後續的性別研究，促進了對日常生活、身體實踐、互動儀式等的關注。它也推動了質性研究方法在性別研究中的發展。

結論：性別作為動詞

韋斯特和齊默爾曼的《做性別》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理解性別的方式。通過將性別概念化為動詞而非名詞，為持續的成就而非靜態的屬性，他們開啟了理解和研究性別的新途徑。

這篇論文的持久影響力在於它提供了一個既具有理論深度又貼近日常經驗的框架。它幫助我們理解性別不平等的頑固性，同時也指向了變革的可能性——如果性別是“做”出來的，那麼它就可以被不同地“做”。

《做性別》提醒我們，即使是最看似自然的社會類別也是人類互動的產物。這一洞見不僅對理解性別至關重要，也為理解其他形式的社會差異和不平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工具。在追求性別正義的道路上，認識到性別的建構性和可變性是關鍵的一步，而《做性別》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一過程的重要理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