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寬容再審視

2000年12月,《女性主義理論》期刊第一卷第三期刊登了丹尼斯·湯普森的一篇尖銳而充滿挑戰性的文章——《純粹寬容再審視》。這篇文章的出現本身就具有戲劇性的意義:作為對該期刊創刊號編輯部所倡導的“寬容”價值觀的直接回應,湯普森的批判揭示了女性主義理論內部關於政治立場、理論邊界和學術包容性的深層分歧。她借鑑赫伯特·馬爾庫塞1965年的經典文本《壓制性寬容》,論證無限制的寬容如何悖論性地成為壓制的工具,以及女性主義為何必須對父權制保持不寬容才能維護其解放使命。

作者背景:激進女性主義的堅定捍衛者

丹尼斯·湯普森是澳大利亞獨立學者,數十年來致力於閱讀、研究、寫作和出版女性主義理論。她於1996年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反對拆解女性主義:意義政治研究》(Against the Dismantling of Feminism: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Meaning),後由Sage出版社於2001年以《今日激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 Today)為名出版。

湯普森的理論框架始終是激進女性主義。儘管她本人對女性主義流派的分類法有所保留,但她承認“激進女性主義”仍是描述她理論承諾最恰當的術語。她的學術工作核心是構建一種社會統治理論——更準確地說,是男性統治的理論。她對當代學術女性主義中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女性主義”提出質疑,指出僅以“女性”、“性別”、“差異”或“種族/性別/階級”來隱含定義女性主義的侷限性。

在澳大利亞女性主義思想傳統中,湯普森代表了一種堅持原則、不妥協的激進立場,她的工作持續挑戰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和身份政治對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

歷史背景:期刊創刊與寬容辯論

《純粹寬容再審視》的寫作背景至關重要。《女性主義理論》期刊於2000年4月創刊,創刊號編輯部在卷首語中明確將“寬容”(tolerance)確立為期刊的核心價值觀之一。編輯部主張期刊應成為多元女性主義聲音的平臺,歡迎不同理論取向、方法論和政治立場的對話,強調包容性和開放性。

這一立場反映了1990年代以來學術女性主義的主流趨勢:從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相對統一的政治議程轉向強調差異、多元性和交叉性的第三波女性主義。後現代思潮對宏大敘事的質疑、後殖民理論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酷兒理論對性別二元論的解構,都推動了女性主義理論走向更加碎片化和多元化的格局。

然而,這種多元主義轉向也引發了深刻的緊張:女性主義是否應該對所有觀點保持開放?是否存在女性主義的核心原則或邊界?包容性是否會削弱女性主義的政治批判力量?湯普森的文章正是對這些根本問題的回應。

馬爾庫塞的“壓制性寬容”理論

要理解湯普森的論證,必須首先理解她所借鑑的理論資源。1965年,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發表了《壓制性寬容》(Repressive Tolerance),這篇文章收錄在《純粹寬容批判》(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一書中,與羅伯特·保羅·沃爾夫(Robert Paul Wolff)和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的文章並列。

馬爾庫塞的核心論證是:在發達工業社會中,表面上無差別的寬容實際上服務於壓迫的目的。當社會對右翼政策、態度和觀點(那些維護既有壓迫結構的立場)與左翼政策、態度和觀點(那些挑戰壓迫的立場)給予同等的寬容時,這種“中立”的寬容實際上有利於強者,因為它維護了現狀。

馬爾庫塞提出了“解放性寬容”(liberating tolerance)的概念,主張應當對右翼運動不寬容,而對左翼運動寬容。這一激進主張挑戰了自由主義對中立性和程序正義的信念,認為真正的解放需要“選擇性的不寬容”。

馬爾庫塞指出,所謂的“言論自由市場”是一個虛構,因為不同觀點進入公共領域的機會極不平等。統治階級控制著媒體、教育和文化機構,他們的觀點被系統性地放大,而被壓迫者的聲音則被邊緣化。在這種結構性不平等的背景下,形式上的平等寬容實際上強化了不平等。

湯普森的核心論證:女性主義與寬容的悖論

湯普森將馬爾庫塞的分析應用於女性主義理論領域,展開了她的批判。她的核心論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要點:

1. 女性主義的本質是對男性統治的不寬容

湯普森首先明確女性主義的定義:女性主義是反對男性統治的政治立場。如果女性主義對父權制思想、對貶低女性的觀點、對維護男性特權的理論保持“寬容”,那麼它就失去了作為女性主義的意義。女性主義的存在本身就建立在對某些事物——即男性統治及其意識形態表達——的根本不寬容之上。

她論證,要求女性主義對所有觀點保持寬容,等同於要求女性主義放棄其核心政治承諾。這不是理論的開放性問題,而是政治一致性問題。一個對父權制寬容的“女性主義”將是自相矛盾的,就像一個對種族主義寬容的“反種族主義”一樣荒謬。

2. 學術寬容掩蓋了權力不平等

湯普森指出,學術領域中對“寬容”和“多元主義”的強調往往掩蓋了權力關係的現實。在學術機構中,父權制思想享有制度性、歷史性和結構性的優勢地位。它們不是眾多“觀點”中平等的一個,而是占主導地位的範式。

當編輯部主張對所有女性主義聲音保持寬容時,這暗示所有觀點處於平等地位,可以在“思想市場”中自由競爭。但這忽視了一個事實:反女性主義的觀點(包括那些以女性主義名義出現的反女性主義觀點)得到整個父權制文化的支持,而激進女性主義的觀點則常常被邊緣化、嘲笑或歪曲。

在這種不平等的背景下,形式上的寬容實際上有利於父權制立場,因為它允許反女性主義觀點在女性主義空間中獲得合法性,而沒有對權力不平衡進行補償。

3. “壓制性寬容”在女性主義理論中的運作

湯普森展示了馬爾庫塞所描述的“壓制性寬容”如何在女性主義學術領域中運作。她可能指出(基於她在其他作品中的論證):

觀點的平等化:將激進女性主義對父權制的批判與後現代女性主義對“宏大敘事”的拒絕、與自由女性主義對“選擇”的強調、與某些酷兒理論對“女性”範疇的解構等等,視為同等有效的“不同視角”。這種平等化消解了這些立場之間的政治差異,使得對男性統治的根本批判變得僅僅是眾多“觀點”之一。

邊界的模糊化:以“包容性”的名義,允許那些實際上與女性主義政治相矛盾的觀點進入女性主義話語空間。例如,某些強調“選擇女性氣質”、“性工作賦權”或“生物學差異”的論述,可能實際上強化了父權制的性別規範,但在寬容話語下被接受為“女性主義的一種形式”。

批判的去合法化:當激進女性主義者對上述趨勢提出批判時,她們常被指責為“教條”、“排他”、“不寬容”。寬容話語本身成為了一種規訓機制,使得維護女性主義政治邊界的努力被汙名化。

4. 女性主義需要“選擇性不寬容”

湯普森的結論是,女性主義需要馬爾庫塞所說的“選擇性不寬容”——對父權制及其意識形態表達的不寬容。這不是狹隘或教條,而是政治清晰性和理論一致性的要求。

她可能主張,女性主義理論應該明確其邊界:什麼算作女性主義,什麼不算;什麼是女性主義內部的合法分歧,什麼是對女性主義本身的背離。這需要對核心原則的堅持——首要的是對男性統治的反對。

學術女性主義的困境

湯普森的文章觸及了學術女性主義的一個核心困境:如何在學術機構的規範(強調客觀性、中立性、包容性、“思想自由市場”)和女性主義的政治承諾(作為解放運動,具有明確的立場和目標)之間取得平衡?

學術機構往往要求“平衡”和“多元視角”,這可能意味著給予反女性主義觀點以平臺。學術職業的晉升機制獎勵“原創性”和“理論創新”,這可能鼓勵與女性主義傳統的斷裂而非連續性。學術話語的專業化和抽象化可能使女性主義理論與女性運動的實踐脫節。

湯普森代表了一種立場,認為女性主義不應為了學術可敬性而犧牲其政治核心。她堅持女性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實踐,其學術表達必須服務於而非背離這一政治目標。

與布朗溫·溫特等人的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湯普森的文章發表在同一期刊同一年的最後一期,而溫特(Bronwyn Winter)的《誰把什麼算作(或不算作)女性主義理論?》發表在創刊號。這兩篇文章在精神上高度一致,都質疑女性主義理論邊界的模糊化和政治立場的淡化。

溫特的文章通過“詞典使用練習”展示了女性主義術語如何被掏空政治內容,湯普森則從寬容話語的角度揭示了這種去政治化的機制。兩位作者都屬於激進女性主義傳統,都堅持女性主義必須保持對父權制的明確反對立場。

她們的批判針對的不僅是公開的反女性主義,更是那些以女性主義名義出現、實際上削弱女性主義政治力量的理論趨勢:過度的相對主義、對“差異”的抽象頌揚、對任何普遍性主張的拒絕、對“女性”範疇的解構等等。

寬容辯論的哲學維度

湯普森的文章也觸及了更廣泛的政治哲學問題:寬容的限度何在?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曾提出“寬容悖論”:如果我們對不寬容者無限寬容,寬容本身將被摧毀。因此,為了維護寬容的社會,我們必須對不寬容保持不寬容。

湯普森的論證可以被視為波普爾悖論在女性主義理論中的應用:為了維護女性主義作為解放理論的空間,我們必須對父權制思想保持不寬容。允許反女性主義觀點在女性主義話語中自由流通,最終將摧毀女性主義本身。

這也涉及到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分。消極自由強調免於干涉,可能支持對所有觀點的寬容;積極自由強調實現特定價值和目標,可能要求對阻礙這些目標的觀點保持不寬容。女性主義作為解放政治,更接近積極自由的理念。

批判與反思

湯普森的立場也面臨一些潛在的批評和問題:

誰來劃定邊界?

如果女性主義需要對某些觀點不寬容,那麼誰來決定哪些觀點超越了女性主義的界限?這是否會導致一種“女性主義正統”的確立,壓制創新和批判性思考?

湯普森可能回應,這不是權威裁決的問題,而是政治辯論的問題。女性主義的邊界應該通過公開的政治論證來維護,而不是通過行政權力。關鍵是保持對男性統治的中心批判,而非規定具體的理論表述。

激進女性主義的侷限?

批評者可能指出,激進女性主義傳統本身也有其侷限和盲點——例如,早期激進女性主義對種族、階級和性的交叉性關注不足,對跨性別者的排斥,對非西方女性經驗的忽視等等。如果我們將激進女性主義的立場絕對化,是否會重現這些問題?

這涉及到一個更深層的張力:女性主義如何在堅持核心政治原則和開放於自我批判和演化之間取得平衡?湯普森的立場更強調前者,但這不必然排除後者。關鍵可能在於區分女性主義的核心承諾(反對男性統治)和具體的理論表述(可以修正和發展)。

策略vs原則?

還可以從策略角度質疑湯普森的立場:在當代學術和政治環境中,激進的不寬容立場是否有效?是否會導致激進女性主義的進一步邊緣化?是否應該採取更靈活、更包容的策略來擴大女性主義的影響?

但湯普森可能認為,這種策略考慮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女性主義不應該為了“影響力”而犧牲其政治清晰性。歷史表明,女性主義的力量來自其激進批判,而非對主流的妥協。

當代相關性

二十多年後,湯普森的論證仍然具有深刻的當代相關性:

網絡時代的寬容辯論

在社交媒體時代,關於言論自由、平臺責任和“取消文化”的辯論重新激活了寬容問題。馬爾庫塞的“壓制性寬容”理論被廣泛引用,用來分析為何給予仇恨言論和邊緣化聲音同等的平臺實際上強化了壓迫。

女性主義者面臨類似的問題:是否應該與性別批判(gender-critical)立場或性工作廢除主義者“對話”?是否應該在女性主義空間中給予這些觀點平臺?這些辯論本質上重現了湯普森所討論的問題。

學術女性主義的持續張力

學術女性主義中政治承諾與學術規範之間的張力並未消失。新自由主義大學越來越強調“影響力”、“跨學科性”和“利益相關者參與”,這可能進一步淡化女性主義的批判鋒芒。與此同時,對“安全空間”和“觸發警告”的要求顯示了對保護女性主義空間免受有害觀點侵害的持續關注。

交叉性與邊界問題

交叉女性主義的興起提出了新的邊界問題:什麼是交叉性分析,什麼僅僅是多元身份的羅列?如何批判某些以交叉性名義出現的立場(例如,某些對“白人女性主義”的批判實際上拒絕了任何關於性別壓迫的普遍性分析)?

湯普森的框架可以幫助我們區分:真正的交叉性分析應該加深而非削弱對所有形式統治(包括男性統治)的批判。如果某種“交叉性”話語實際上掩蓋或否認性別壓迫,那麼它超越了女性主義的界限。

跨性別辯論

當代女性主義中最激烈的邊界爭議之一涉及跨性別問題。一些自認為激進女性主義者的人排斥跨性別女性,而其他女性主義者(包括許多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這種排斥本身就是反女性主義的。

這個爭議部分涉及如何應用湯普森式的邊界設定:什麼觀點與女性主義的核心承諾兼容,什麼不兼容?不同方面都援引“反對男性統治”的原則,但得出相反的結論。這顯示了即使在堅持明確政治立場的框架內,具體應用仍可能存在深刻分歧。

結論:寬容的政治

《純粹寬容再審視》提醒我們,寬容不是一箇中立的、無條件的美德,而是一個深刻政治性的概念。什麼應該被寬容,什麼不應該,這些決定反映並塑造了權力關係。

對於女性主義理論而言,湯普森的文章提出了一個根本挑戰:我們能否既保持政治清晰性和批判鋒芒,又對內部多樣性保持開放?答案可能在於區分不同層次的分歧:

核心原則層面:對男性統治及其意識形態表達必須保持不寬容。這是女性主義的定義性特徵。

理論和策略層面:如何最好地分析和反對男性統治,可以存在合法的分歧。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交叉女性主義等可以有不同的重點和方法,只要它們都致力於反對男性統治。

具體問題層面:在特定政策、實踐或文化現象的評估上,女性主義者可能有不同看法,這需要持續的政治辯論。

湯普森的貢獻在於堅持第一層面的不可妥協性。在一個不斷試圖吸收、淡化和去政治化女性主義的文化中,這種堅持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它提醒我們,女性主義不僅是一種學術話語或身份標籤,而首先是一種解放政治——一種對壓迫的拒絕,一種對不同世界的想象,一種對統治的根本不寬容。

正如馬爾庫塞所洞察的,真正的解放有時需要不寬容。對於女性主義而言,對父權制的不寬容不是偏見或狹隘,而是其存在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湯普森的文章不僅是對一個期刊編輯政策的批評,更是對女性主義理論本質的深刻反思——一個在今天仍然緊迫而必要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