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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資料宣言:拒絕與承諾

摘要

《女性主義資料宣言》並列拒絕與承諾,追問資料如何連結身體、延續不平等,以及人們能否真正說「不」。

FemRes / 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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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解析

《Feminist Data Manifest-No》不是一份教機構如何把既有資料蒐集做得更「合乎倫理」的勾選表。它讓拒絕與承諾並列,追問資料制度本身如何製造風險、規訓身體,並把生活經驗轉化成可供攫取的資源。宣言由 Marika Cifor 與 Patricia Garcia 共同帶領起草,第一份完整草稿則匯集 TL Cowan、Jasmine Rault、Tonia Sutherland、Anita Say Chan、Jennifer Rode、Anna Lauren Hoffmann、Niloufar Salehi 和 Lisa Nakamura 的協作;官方引文將它列為 2019 年作品。這種集體署名本身就在提醒讀者:女性主義資料倫理不是由單一專家替所有人訂下規則。

宣言的重要一步,是拒絕把資料看成脫離身體的抽象材料。資料產生於特定關係與制度,也可能把種族、性別、階級、性傾向、障礙及國籍等差異帶入分類與監控。宣言因此反對「風險對所有人都一樣」的假設,也質疑機構以透明度或技術複雜性為由逃避責任。它不只要求系統變得可解釋,更追問誰能定義問題、誰有權解讀資料、誰承擔錯誤後果,以及資料何時應停止保存或使用。

其中最具體、也最棘手的問題,是「不」能不能成為真正的選項。拒絕追蹤、交出資料或接受自動化服務,對某些人而言可能並不安全:若福利、教育、工作或醫療和資料同意綁在一起,退出就可能失去必要資源。因此,拒絕不是把責任推給個別使用者,也不是追求遠離所有制度的純潔位置;宣言同時承諾進入學術與產業等有問題的空間,嘗試從內部撼動權力關係。這裡留下有意義的張力:在無法自由退出的結構中,拒絕需要集體組織、替代制度與可問責的改變,而不只是一個隱私按鈕。

將宣言用於研究或產品設計時,可以先問三件事:資料描述的是誰的生活、誰參與了這些描述的形成,以及「同意」是否包含易懂的選擇、可撤回的許可與有意義的拒絕。它沒有替所有社群規定同一套技術標準,也不主張所有資料都必須銷毀;重點是要求保存與分析承擔關係上的責任。可與《網路女性主義原則(2.0版)》對讀:前者強調網路權利與治理,後者則把拒絕推進資料實踐與機構責任。官方 Manifest-No 網站提供完整宣言、協作者名單與推薦引文;華盛頓大學出版紀錄列出作者及 2019 年出版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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