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緣

Badia與Imane在丹吉爾剝蝦，想像著進入自由貿易區的另一種工作生活。萊拉·基拉尼的《在邊緣》（Sur la planche）讓移動成為迫切的需要，卻不把它等同於逃離。她們結識紡織女工Nawal與Asma，四人的欲望與不平等位置，使「女性自然團結」的許諾變得複雜。這部2011年的劇情片於2012年在法國院線上映，追問當體面的就業和非法的謀生都要求女性消耗自己時，自由還能意味著什麼。

影片主要使用摩洛哥阿拉伯語，也有法語對白。丹吉爾既不是異國情調的背景，也不只是離開當地、前往歐洲的出發點。基拉尼描述女工對穩定契約和自由貿易區現代形象的嚮往：她們想像的「別處」就在城市內部，是另一種組織方式的工作、地位和時間關係。從更加不穩定的位置出發，渴望進入工資紀律本身也有其可以理解的理由。

階序如何留在身體上

剝蝦女工與紡織女工的差別，不是一條簡單的收入階梯。基拉尼在導演自述中指出，剝蝦者可能賺得更多，但計件勞動與計時僱用具有不同的地位。除了錢，時間的掌握、可預期性和認可也很重要。階序在工作者之間繼續生成，因而「同為女性」或「同屬工人階級」都不足以解釋她們的關係。

氣味讓階序變成身體經驗。三大洲影展的介紹寫到Badia用薄荷和檸檬反覆擦洗雙手。聯繫工廠之間的區分，清洗也可以理解為試圖中斷勞動在有償時間之外的持續存在。這並不是說女工本身骯髒或有所欠缺，而是追問社會排序怎樣附著身體，跟隨一個人進入她希望被另眼看待的相遇。

四人在夜間的活動，又使「正當工作者」與「可疑女人」的邊界變得不穩。吸引他人、偷竊和臨場應變屬於謀生，而不是通向剝削之外的乾淨出口。承認這些角色是主體，不該以她們無辜或品行模範為前提；但若把每次越界都當成解放，也會抹去仍在組織選擇的風險與不平等交換。

語言不只是證詞

Badia反覆為別人會譴責的行為重新命名：被稱為偷竊的事，可以在她的詞彙中變成取回補償。關鍵不是把她的每項辯解都當成影片的道德判決，而是看到她在判斷落定之前，爭奪由誰描述自己的權利。她的欲望與憤怒，超出受害者通常被期待採用的順從聲音，但言語上的自我主張並不自動帶來安全或物質獨立。

基拉尼將這種街頭阿拉伯語描述為不斷借用和創造的語言，其中包含法語、阿馬齊格語、英語與西班牙語成分。她讓Soufia Issami藉助饒舌、古蘭經誦讀和講故事的節律，練習角色的表達。這是在說明聲音的準備，不等於影片配樂就是饒舌，也不表示每句話都即興生成。語言具有經過製作的節奏，角色藉此努力跑在別人為她指定的定義之前。

移動同樣如此。基拉尼談到如何排練步伐、發聲位置、身體張力，以及對白與城市噪音的時機。看似即時的現場感，建立在精確表演之上。她與女工的紀錄片式接觸為計畫提供了經驗，一則犯罪報導則促成了由她和Abd-El Hafed Benotman共同編寫的虛構故事。成片角色不是四位受訪者，鏡頭也不是透明保存她們生平的容器。

黑色電影又給封閉的自由貿易區增添一層含義：令人嚮往的目的地，也像被守衛的檢查站。類型讓欲望、危險和遊戲感並存，不把城市縮成由受苦女性來圖解的社會問題。基拉尼強調四位演員作為一個組合的關係，這一點同樣重要：她們的聯結是藝術構造，不是女性共享工作場所就自然共享利益與信任的證據。

拒絕，並不自帶出口

基拉尼明確反對將阿拉伯女性描畫為感官展示或順從的東方主義形象，但替代方案也不是另一幅「所有摩洛哥女性都是叛逆者」的固定畫像。這些角色各自的協商，讓人看見不服從的人為何仍受限制，以及公共空間中的移動可以真實發生，卻未消除其階序。關鍵在於什麼條件能讓拒絕持續下去，而不僅是顯得強烈。

Hirata與Kergoat的性別分工分析提供了一組有用對照：分離與階序解釋不同過程，換一種工作未必就解決其價值或權威分配。但理論也不能為每個虛構動作提供社會學診斷。與之並置，基拉尼的電影讓語言、身體感受和不穩定的聯盟留在視野中，這些面向無法只靠就業分類來解答。

另一個連結來自導演實際的工作過程：基拉尼在自述中提到，曾給演員看芭芭拉·洛登的《旺達》，討論電影的自由、調度與人物。兩片不共享同一段勞動史，也不提供同一種女性形象；可以並讀的，是它們如何讓不符合榜樣期待的人留在中心，而不把越界本身等同於已經獲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