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女性主義

UN Women 以肯亞國家照護政策進程為例，說明時間使用資料如何轉化為托育、社會保障、勞動權利與基礎服務改革。這篇文章圍繞肯亞制定國家照護政策的進程。時間使用資料顯示，肯亞女性每天投入無薪照護約四至五小時，男性約一小時。

ILO 的全球統計顯示，照護責任使數億女性無法進入或留在勞動市場，並呈現地區與年齡差異。

ILO 與印尼媒體 Magdalene 邀請五名女性記錄一週無薪照護，呈現照護負擔及其對時間、收入與性別分工的影響。

UN Women 將照護界定為公共產品與社會基礎設施，把性別平等、氣候危機、公共服務及照護勞工權利放進同一政策框架。UN Women 所說的「照護社會」不是要求每個人更友善，而是重新安排公共預算、勞動制度與基礎設施，使照護成為共同責任。

世衛組織把衛生與照護體系中的低薪、無薪和女性集中連結起來，說明照護危機是長期低估女性勞動的制度結果。這篇世衛組織文章以《衛生與照護工作中的公平份額》報告為基礎，指出全球照護危機不能只被描述成護理師、照護員或公共衛生人員「不夠」。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2024年婦女地位委員會開幕式上發出嚴厲警告：'父權制遠未被征服，它正在復辟。'從阿富汗到美國，從數字空間到政治舞臺，女性權利正遭受系統性攻擊，幾十年的進步正在被逆轉。

本文提出利用女性主義經濟學、實證研究和能力方法的見解，擴展對墮胎的理解，超越個人行為和選擇時刻，從而為將生殖正義框架整合到經濟學中提供基礎。

Gonda 以尼加拉瓜適應計畫為例，說明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如何把氣候適應從技術治理重新帶回權力、情感、主體性和政治之中。Noémi Gonda 的論文回應了一個現實困境：氣候政策已經很少公開宣稱「性別無關」，但許多適應計畫仍把性別做成技術指標、培訓名額或脆弱群體清單。

這篇論文把女性遷移、照護赤字與永續發展目標連接起來，追問全球政策框架如何回應被跨境轉移的照護責任。莎拉·加米奇與娜塔莎·斯特瓦諾維奇研究全球發展中的一個核心矛盾：移民女性填補目的地國家的照護缺口，而她們的離開又可能重組甚至加深原居家庭和社區的照護不足。

Arora-Jonsson 批判氣候討論中把女性寫成天然更脆弱或更環保的兩種慣常敘事，轉而要求分析權力、證據和具體情境。Seema Arora-Jonsson 的論文審視了氣候變遷研究和政策文本中反覆出現的兩種說法：一種說女性在全球南方最脆弱，另一種說女性在全球北方更環保、更有美德。

安·菲尼克斯回應西爾維婭·沃爾比，追問女性主義如何跨越差異建立聯盟，而不把差異抹平。

這篇論文是沃爾比對菲尼克斯、克納普等人批評的回應,進一步闡述她關於女性主義需要強有力的理論化和普遍性主張的立場。沃爾比論證,在全球化時代,女性主義不能侷限於位置政治,而需要發展能夠跨越地方界限、分析系統性壓迫的理論框架。